营养不良，除了成为人们普遍关注食物的原因之外，还可用来解释普遍缺乏性冲动的事实。除了最初惊吓的影响之外，营养不良似乎是精神病学家对于这一在全部由男性组成的集中营中一定要观察的现象的惟一解释。与其他完全由男性组成的组织——例如军营——相比，这里很少有性的渗透。甚至在囚徒的睡梦中，他们似乎也从不将他们与性联系在一起，尽管抑郁情绪，以及其他更好的、更高级的情感在睡梦中有着确切的表现。
就囚徒的大多数而言，原始的生活，以及防止挨打的努力，导致他们完全忽视与此目标无关的任何事情，并可解释囚徒的情感缺乏。我在从奥——大约2，000名囚徒——的火车经过了维也纳。大约在半夜时分，我们经过了维也纳的一座火车站。火车轨道将带领我们经过我出生的街道，途经成为囚徒之前我一直居住着的房屋。
囚徒车厢共有50人。车厢里有两个很小的带栏杆的窥视孔。车厢的空间只够一群人蹲坐在地面上，其他人不得不站立几个钟头，围挤在窥视孔的周围。我踞起脚尖，从其他人的头顶向窗户的栏杆望去，看到了我的出生城市的奇异景象。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死而不是生，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旅途的终点是，我们只能活一周或两周的时间。我有一种独特的感觉，我是用一位从另一世界回来的死人的目光观看我孩提时的街道、广场和房屋，观看一座令人毛毛骨悚然的城市。
在几个钟头的耽搁之后，火车离开了车站。那里就是街道——我的街道!那些年轻人在集中营中生活了许多年，并且这次旅行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大事，正在专心致志地通过窥视孔向外凝视。我开始乞求他们，让我在前面站立一会儿。我试图向他们解释，对我来说通过那扇窗户向外望一眼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然而，我被粗暴而嘲弄地拒绝了∶“你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那么你已经看够了。”
总体上说，集中营还普遍存在着一种“文化冬眠”。对此有两种例外∶政治和宗教。在集中营的每个角落，人们不断地谈论着政治；这些讨论主要是以传闻为基础，人们不加分辨地披露所谓的消息，而这些消息又迅速地传播给了更多的人。有关军事形势的传闻通常是自相矛盾的。它们一个接一个地传来，结果造成所有囚徒的思想混乱。由乐观性谣言所煽起的战争即将结束的希望一次次地破灭。一些人完全失去了希望，但是，不可救药的乐观派是最为令人可气的。
就其发展的范围和时间来看，囚徒的宗教兴趣是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深度和活力常常令初来乍到者惊奇和感动。在这一方面，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在棚屋的一角，或者在将囚徒从遥远的工地拉回集中营的黑暗、密闭的牛车上，我们又累又饿，衣服破烂而缩成一团，仍然不忘祈祷上帝。
1944年冬和1945年春，斑疹伤寒爆发并几乎传染了所有的囚徒。身体瘦弱的人只要还能活动，就必须继续干活，因而死亡率极高。病人房间极为缺乏，而且几乎没有药品或护理人员。这种疾病的某些症状非常令人痛苦∶对于任何食物哪怕是一小块面包都会产生不可遏止的恶心〔这更增加了生命的危险〕，以及可怕的神志昏迷。我的一位朋友神志昏迷已经到了极点。他感到他即将死去，因而希望祈祷。但是，由于神志昏迷，他竟然想不起来如何向上帝祈祷。正如其他许多人所做的，为了避免神志昏迷，我在夜晚的大部分时间都尽量保持清醒。在这几个钟头里，我在脑子里组织着句子。最后，我开始重新构思我在奥斯维辛传染病房里丢失的手稿，在小纸片上以速写记下一些关键词语。
在集中营中，有时还会发生科学争论。有一次，我见到了一种甚至在我的正常生活中都未见过的活动，尽管它与我的职业兴趣相去不远∶精神降神会。我接到了集中营医生主管〔他也是囚徒〕的邀请。他知道我是一名精神病学家。聚会是在他个人专用的病人房间中的一间小屋子里举行的。参加者围成了一圈，其中有一名来自于卫生队的准尉军官，这着实令人感到意外。
一个人开始用祷告祈求神灵。集中营的一位职员端坐着，面前放着一张空纸，没有任何写的意识。在其后的十分钟里〔在此之后，由于祈祷未能使神灵出现，降神会终止〕，他的铅笔慢慢地在纸上画线，组成了“败者该遭殃”—失败者的不幸。据说，这位职员从来没有学过拉丁语，而且以前也没有听过。在我看来，他在一生中肯定听到过，而且，在我们获得解放和战争结束之前的几个月，这些词语出现在他的“精神”〔他的下意识的精神〕中。
在集中营中，虽然人的身体和思想由于受到压迫而处于原始状态，但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化也是可能的。习惯于丰富的知识生活且思想敏锐的人，可能会遭受很大痛苦〔他们常常身体瘦弱〕，但是，他们内心自我则较少受到伤害。他们能够从恶劣的环境转向内心丰富且精神自由的生活之中。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身体不太强健的囚徒有时似乎比强健的人更能在集中营里生存下来。为了明确表达我的意思，我将引用我的个人经历。让我来告诉你，在那些我们步行去工地干活的早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有人高声命令，“分队，向前正步走!左一二三四!左一二三四!左一二三四!排首注意，左左左左!脱帽!”这些命令在今天仍然常常在我的耳边回响。在发出“脱帽”命令时，我们将通过集中营的大门。探索灯照着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提起精神正步走，就会遭到一阵痛打。而且，如果有人由于天气太冷，没有得到允许就将帽子戴回头上，将会遭受更加严厉的打击。
我们沿着从集中营通向外面的路，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一会儿爬上大石头，一会儿趟进大泥坑。押送的看守不停地咆哮着，并用来福枪的枪托驱赶着我们。脚部疼痛的人扶着其他人的肩膀。人们几乎一言不发；刺骨的寒风吹去了人们的讲话兴趣。在我边上走着的囚徒用上翻的领子遮住嘴巴，突然说道∶“如果我们的妻子现在看见我们，那该多糟糕啊。我确实希望她们在集中营中过得好，并且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
这勾起了我对于我自己的妻子的思念。我们跌跌撞撞地走了几英里，在结冰的地方滑倒，相互搀扶着爬起，费力地向前娜动着，我们没有说话，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妻子。有时，我看着天，星星开始消失，清晨的粉红色光线在一片黑云的后面扩散。但是，我的意识仍然停留在我的妻子的形象上，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准确性来想象她的形象。我听见她回应我的问话，看见她在向我微笑，她的坦率而鼓励的表情。不论真实与否，她的形象甚至比正在升起的太阳还要明亮。
突然间，我惊呆了∶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真理，它被一些诗人谱成歌曲，并被许多思想家称作是最后的智慧。这一真理是，爱是人可以立志追求的、最终的、最高的目标。于是，我理解了，人的诗歌、人的思想和信仰揭示的伟大秘密所蕴涵的意义∶人的拯救是通过爱或被爱来实现的。我理解了，在世上不再拥有任何东西的人，只要他拥有短暂的时间来思念他的爱人，他就可以理解幸福。在一种完全荒凉的环境中，当人们不能用肯定性的行为来表达自己时，当他惟一成就只是以正确的方式——令人尊敬的方式——忍受痛苦时，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人能够通过回忆他仍然保留的爱人的形象获得满足。平生第一次，我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天使们迷失在对于无限荣耀的永恒思索中。”
一个人在我面前跌倒在地，跟着他的人摔倒在了他的身上。看守冲了过来，对着所有的人一顿猛打。我的思路因此而中断了几分钟。但是不久，我的灵魂又从囚徒的存在回到了另一世界，并且继续着我与爱人的对话∶我问她问题，她回答我；她转而问我，我回答她。
“停止！”我们到达了工地。每个人都冲向黑暗的棚屋，希望能够找到一件好使的工具。每个囚徒都得到了一只铁锹或一只镐。
“你们这群猪锣，难道不能干得快一点吗?”不久，我们又恢复了几天前在沟里的情景。冻结的土地在镐尖下裂开，火花四溅。人们沉默寡语，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的意识还停留在我的妻子的印象上。一种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我只知道一件事——至今仍记得它∶爱远远超越被爱者的肉体存在。在他的精神存在和内心自我中，可以发现最深刻的意义。至于它是否实际存在。是否还活着，都不再重要。
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是否还活着，我也没有她的消息〔在监狱生活期间我没有寄出或收到任何信件〕；但在这一时刻，这一切都不再重要。我也没有必要知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感受到我的爱、我的思念，以及我的爱人的形象的力量。即使当时我知道我的妻子已经死去，我想我仍将不会受到这一消息的打搅。专心思念着她的形象，并且，我与她的精神对话将会同样的生动有趣，一样的令人满意。“将我像封条一样置于你的心上，爱就会像死一样强壮。”
这一内心生活的强化有助于囚徒通过回忆过去来回避生活的空虚、凄凉和精神贫困。当思想得以自由驰骋时，他的想象力就会回到过去的、常常是细小的而非重大的事件。这一怀旧的回忆给他们带来荣耀感，并使他们的性格表现出一些奇怪的特征。对于他们来说，现实世界及其存在似乎非常遥远，他们的精神热切地想念着过去。在我的意识中。我想象着，我乘坐公共汽车，打开公寓的前门，接听电话，拉开电灯。我们的思绪常常集中于这样的一些细节，而且，这些细节还常常把我们感动得流下眼泪。
当囚徒的内心生活变得强烈时，他还能够感受到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的艺术和自然的美。在美的熏陶下，他有时甚至忘记了所处的恐怖环境。在从奥斯维辛到巴伐利亚集中营的路上，当我们通过囚徒车厢带栏杆的小窗户看到扎耳茨伯格山脉的山峰在落日中闪闪发光时，这些人的面部所传达的情感，很难使人相信，这是一些放弃了一切生活和自由的希望的人。尽管存在着恐怖的环境——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因素——我们仍然能够感到自然的美，一种我们向往已经很久的美。
在集中营中，一个人还能把另一个在他旁边干活的人的注意力引向一幅落日映照巴伐利亚森林中的高大树木的美丽景色〔正如在一幅著名的水粉画中的景色一样〕。在这片森林中，我们正在建造一座巨大的秘密兵工厂。一天晚上，我们精疲力竭，手里拿着汤碗，在棚屋的地上休息，这时，一位囚徒冲了进来，招呼我们去操场观看精彩的日落。站在外面，我们看见险恶的云在西边闪闪发光，整个天空布满了从铁红到血红、形状和颜色不断变化的云，荒凉的灰色泥屋提供了鲜明的对照，泥泞土地上的积水倒映着闪闪发光的天空二然后，在几分钟的寂静之后，一位囚徒对另一位说，“世界多美啊!”
另一次，我们在壕沟里干活。四周的黎明灰蒙蒙的；上面的天空也是灰蒙蒙的；在黎明的灰色光线中，雪也是灰蒙蒙的；囚徒所穿的破烂衣服也是灰蒙蒙的，他们的脸也是灰蒙蒙的。我再一次默默地与妻子对话，或许可能正在努力为我的受苦受难、为我的慢慢死去寻找理由。在对即将来临死亡的绝望作最后的激烈抗争时，我意识到，我的精神正穿透四周的黑暗。我感觉到，它超越了绝望的、无意义的世界，并且，从某个地方我听见了一声胜利的“是”，来回答我的最终目是否存在的问题。在那一时刻，在巴伐利亚黎明的凄惨灰色中，一丝灯光出现在遥远的农家房屋中，它就像画在那里一样出现在地平线上。长时间地，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结冰的地面上。看守走过来，侮辱我、我继续与我的爱人交谈。我越来越感觉到，她是存在的，她跟我在一起；我有一种感觉，可以摸到她，伸手就能抓住她。这一感觉十分强烈∶她就在那里。那时，正是在那一时刻，一只鸟飞下来，停在我的面前，站在我从沟中挖出的土堆上，并坚定地看着我。
前文我曾提到艺术。集中营中存在这样的事吗?这取决于人们如何称呼艺术。囚徒们时常举行即兴的歌舞表演。暂时清理出一间棚屋，将一些木板凳排到一起，节目就这样开始了。晚上，集中营中有地位的人——大头领，以及不需要离开营地步行去遥远地方干活的人——集中在那里。人们有时会发出一些笑声，或者流出一些眼泪；无论如何，‘它可以帮助人们忘记。有歌曲、诗歌、笑话，其中一些用来讽刺集中营的生活.听有这一切都旨在帮助我们忘记，而且，他们确实也起到了这一作用。这种聚会十分有效，以至于一些普通闪徒虽然十分疲劳，甚至因而耽误了每天的食物定量，也会去看歌舞表演。在半个钟头的午餐时间里，当工地上开始分汤〔它由合同者提供且花费不多〕时，我们可以进入一间没有完工的机器厂房中。在进人时，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勺稀汤。当我们贪婪地喝汤的时候，一位囚徒就会爬到水桶上，高声吟唱意大利抒情曲。他们非常喜欢这些歌曲，而他则可因而得到双份稀汤，而且直接“从底部捞”——这意味着汤里带着豌豆。
在集中营，人们的报偿不仅来自于消遣，而且还来自于掌声。例如，我可以得到集中营最令人畏惧的大头领——因不只一种原因而被称做为“杀手大头领”——的保护〔我从来没有需要过，这是多么幸运!〕。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我十分荣幸地再次受到邀请，来到了举行精神降神会的房间。医生主管的那些密友集中在那里，卫生队的准尉军官也再次出席。“杀手大头领”碰巧走进了房间。人们邀请他朗诵一首闻名于〔或声名狼籍于〕集中营的诗。他根本无需再次邀请就毫不客气地很快抽出一个日记本似的本子，开始朗读他的艺术作品。我咬紧嘴唇，直到疼痛，以防对他的爱情诗笑出声来，并且，这样做的结果非常可能挽救了我的生命。另外，由于我的掌声十分慷慨，甚至曾经有一天，我被分配到他的工作队中——对我而言，这一天已经足够了——我的生命却得到了保留。无论如何，从有利的角度让‘杀手大头领”认识你，总是有益无害的。所以，我用尽全力地鼓掌。
当然，从总体上看，集中营中的艺术追求显得有些怪异。我将要说，由任何与艺术相关的活动所形成的真实印象只会产生于艺术行为与集中营凄惨生活之间的强烈对比。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奥斯维辛的第二天晚上，我如何从疲惫的酣睡中醒来——为音乐所唤醒。棚屋的高级典狱官在他靠近棚屋门口的房间里举行某种庆祝活动。醉酒的人声嘶力竭地哼唱着陈腐的曲调。突然，一片寂静，一把小提琴演奏着一首无限悲伤的探戈，一首不因反复演奏而失去魅力的、非同一般的曲调。小提琴哭泣着，我的内心也流着泪，因为这一天是某人24岁的生日。那个人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只有几百或几千码之遥，而我却无法接近。那个人就是我的妻子。
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当他发现集中营存在着某些类似于艺术的东西时，他会感到惊奇，然而，当他听说人们在那里还能找到某种幽默时，他也许会更加感到惊奇了；当然，这种幽默只有微弱的痕迹，而且，只会持续几秒和几分钟。在自我保护的斗争中，幽默是另外一种灵魂武器。众所周知，与人的构成中的其他任何东西相比，幽默在使人远离和超越环境方面的能力更强大，即使它只能维持几秒钟。我曾经努力培养一位在我旁边干活的朋友养成幽默感。我向他提议，我们每天至少编造一个有关我们获得解放之后的某一天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故事。他是一名外科医生，曾在一所大医院里做过助手。所以，有一次我向他描述，当他返回以前的工作时，他将如何不能摆脱集中营的生活习惯，希望以此与他逗乐。在建设工地上〔尤其当监工巡回检查时〕，工头常常通过喊叫来催促我们干活∶“动起来!动起来!”我告诉我的朋友，“有一天，你回到手术室，做一例腹部大手术。突然，护理员跑了进来，通知高级外科医生将来这里，他喊道∶‘动起来!动起来!”’
有时，其他囚徒也会编造一些有关将来生活的笑话。例如，他们预测，在将来的某一次宴会中，当饭店侍者端汤上桌时，他们可能忘记自己的身份，乞求侍者“从底部”舀汤。
培养幽默感以及用幽默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是人们在掌握生活艺术时学会的一种技艺。然而，即使在集中营，人们也有可能亲身实践这一生活艺术，尽管生活的苦难无处不在。打个比方说∶人的受难类似于气体的行为。如果将气体吹进一间空置的房屋，不管这个房间有多大，它将完全而均匀地充满所有的空间。因此，无论苦难如何巨大或者渺小，它总是充满了人的灵魂和思想。因此，人的苦难的“规模”总是相对的。
同样地，一件芝麻大的小事有时也能带来极大的快乐。作为例子，我将举出一些发生于从奥斯维辛到附属于达豪集中营的旅途中的一些事情。我们一直扣心，我们正开往毛斯豪森集中营。据一位经验丰富的囚徒的介绍，到达毛斯豪森必须经过一座跨越多瑙河的大桥。当火车接近这座桥梁时，我们变得越来越紧张。没有相同经历的人不可能想到，当囚徒们看见我们的路不是越桥而过，而“只是”开往达豪时，车厢里的囚徒所表现出的欣喜若狂的情景。
在经过两天气夜的旅行并最终到达集中营时，将会发生什么呢?由于车厢的空间无法容纳所有的人蹲坐在地板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得一路站着，其他少数人则轮流蹲坐在浸泡着人的屎尿的、为数不多的草垫上。到达集中营时，我们从老囚徒那里得知，这个相对较小的集中营〔它有2，500人〕没有“炉子"，没有焚烧炉，没有毒气!这意味着，这批人将不再直接送进毒气室，而将一直等待，直到安排所谓的“病人护送队”返回奥斯维辛。这一惊喜使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情绪高涨。我们在奥斯维辛的高级典狱官的愿望实现了∶我们来到了没有“烟囱”的集中营——这与奥斯维辛大不相同。我们放声大笑，尽管在其后的几个钟头里我们还要经历很多的痛苦。
在清点新来者的人数时，发现我们中的一位失踪了。因此，在找到失踪的人之前，我们必须在淫雨寒风中等着。最后，在一间棚屋里找到了他。在那里，他因疲惫而睡着了。然后，点名演变成了一场惩罚性的示众。在经历长途旅行的劳顿之后，整个夜晚和第二天早晨，我们一直站在外面，浑身冻僵，衣服湿透。然而，我们都非常地兴奋!这个集中营没有烟囱，而奥斯维辛远在千里之外。
另外一次，我看见一群囚犯途经我们的工地。当时，在我们看来，苦难的相对性是多么的明显!我们羡慕那些囚徒，因为他们拥有相对正规的、安全而幸福的生活。我们悲衷地想着，他们肯定拥有正常的洗澡机会。他们肯定有牙刷和衣服刷，有床垫——人单独一个——每月有邮件，给他们带来有关家庭的情况，至少他们是死是活的消息。而我在很早以前，就失去了这一切。
我们是多么羡慕那些能够进人工厂、在有遮盖的厂房里于活的人!获得这样一种幸运，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望。幸运的相对程度还能进一步扩展。甚至在集中营外面干活的各种工作队中〔我是其中一个工作队的成员〕也有一些被认为是较差的队。一些人可能羡慕那些不用每天12小时在陡峭斜坡上的深泥潭中来回奔跑、卸载铁路矿车的人。每天的事故大多与这一工作有关，而且这些事故常常是致命的。
在其他工作队中，工头们保持着动辄拳打脚踢的传统。这使得我们认为，不在他们的指挥之下干活，或者只是暂时受到他的指挥，是一种幸运。有一次，由于一次倒霉的机会，我进人了这样的一个队。如果不是空袭警报在两个钟头后打搅了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工头正专心教训我〕，并使得重新分队成为必要，我想我将躺在运载因疲劳而死亡的或奄奄一息的囚徒的车上返回集中营。无人可以想象，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警报能够给人带来多大的安慰；甚至一位曾经因宣告一个回合结束的一声锣声而免于在最后一分钟被击倒的拳手，也不能想象。
我们常常因一些不足挂齿的小恩小惠而感激涕零。如果睡觉之前有时间驱赶虱子，我们就将非常高兴，尽管这一工作本身并不令人偷快，因为这将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屋顶上悬挂着垂冰、没有暖气的房子里一丝不挂地站着。但是，如果在做这件工作时没有出现空袭警报，或者电灯没有关闭，我们也将十分感激。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项工作，那么整个夜晚我们都将无法入睡。
集中营生活极为罕见的快乐提供了一种消极幸福，——正如叔本华所说的，“免于受难的自由”———而且，即使是这样一种幸福也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真正的积极快乐甚至是非常小的积极快乐，也是少而又少的。记得有一天，我曾经画了一张快乐平衡表，结果发现，在过去的几周里，我只经历了两次高兴的时刻。一次发生在收工的时候。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我被允许进入厨房帮助工作，并被指派负责管理排向囚徒厨师F的队伍——他站在一门大锅的后面，向囚徒们伸过来的碗中舀汤。囚徒的队伍迅速地移动着。他是惟一不管是谁将碗伸过来的厨师；惟一平均分汤而不管接受者是谁、不对他的朋友或同乡特别照顾、为他们多分土豆而其他人只能得到从表层掀起的稀汤的厨师。
但是，我的本意并不在于对于那些将自己人置于其他人之上的囚徒进行评价。在或早或迟它将成为或生或死的问题的情况下，如果有人偏向于他的朋友，人们又能怎么样呢?除非有人能够绝对诚实地扪心自问，在同样的情况下，他是否能做出同样的事情。否则，他就不应评价他人的这种行为。
在我恢复正常生活很久之后〔即我从集中营出来之后〕，有人给我看一份带有插图的周刊。在其中的一些照片上。一些囚徒拥挤着躺在床铺上，双口无神地盯着采访者。“这些可怕的双目圆睁的脸，以及有关它的一切，难道不可怕吗?”
“为什么?”我反问道，因为我确实不能理解。在那一时刻，我再次看到∶早晨五点，外面仍然漆黑一片。我躺在棚屋的硬板铺位上。在这里，大约有70人“受到照顾”。我们正患着病，无需从集中营外出干活；我们无需出操，可以整天在棚屋的角落里躺着，打着吨，等着分发面包〔当然，病人的面包将被削减〕和每天的稀汤〔非常稀薄且数量极少〕。但我们确实感到十分的满足；尽管有着许多的痛苦，我们仍然十分高兴。我们相互依偎在一起，以此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损失，我们非常慵懒，而且毫无兴趣，以至于如果没有必要，甚至不愿动一下手指头，我们听着从广场传来尖利的哨音和喊声，在那里，上夜班的囚徒刚刚回来，正在排队点名。门被推开，暴风雪吹进了棚屋。一位囚徒精疲力竭，满身白雪，跌跌撞撞地走进来，希望能够坐上几分钟。但是，高级典狱官将他赶了出去。清点人数时，陌生人是绝对禁止进入棚屋的。在那一刻，我对那位囚徒非常地同情，并因没有处在他的位置而感到高兴。我患着病，在病房中打着吨，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在那里呆上两天，甚至在两天之后再呆上两天，该是多么舒适的生活享受啊!
当我看见杂志中的照片时，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当我进行解释时，我的听众理解了我不认为照片恐怖的原因∶毕竟，照片上的人可能并不是不幸福的。
在病房的第四天，我被分配去做夜班，这时，医生主管冲了进来，问我是否愿意在另外一个有着许多斑疹伤寒病人的集中营中承担医疗职责。我没有听从我的朋友的恳切劝告〔尽管几乎所有的同事都不愿意从事这种服务〕，决定报名参加。我知道，如果继续留在工作队中，我将很快地死去。但是，如果我必须死在另一集中营，它将至少可以使我的死亡具有某些意义。我想，作为一名医生去帮助我的囚徒，无疑将比无所事事地活着并最终作为一个没有出产物的劳力〔而我当时正是这样〕死去，会有更大的意义。
对我而言，这只是个简单的数学题，而不是献身。但是，卫生队的准尉军官稍稍地下达命令，在离开之前，两名自愿去斑疹伤寒集中营的医生应当“受到照顾”。我们看起来非常虚弱，以至于他担心他的手上将留下两具尸体而不是两名医生。
早些时候，我曾经提到，所有与保证他本人或他的朋友生存这一直接任务无关的事情都不再具有价值。所有的事情都服务于这一目的。人的性格专注于一点，以至于陷人了一种威胁到他所持有的所有价值观并使之受到怀疑的精神错乱。在集中营中，人的生命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不再得到认可，人被剥夺了意志并成为将被消灭的对象〔然而，这一过程是有计划的，首先，充分利用他的身体资源〕——在这一环境的影响下，人的个体自我逐渐地失去价值观。如果集中营的人不能作出最后的努力来维护他的自尊，他将丧失作为个体、作为有思想的、有内心自由和个人价值观的个体的情感。于是，他只把自己看作是芸芸众生的一员；他的生存将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他们将被驱赶着——有时到一个地方，有时又到另一个地方；有时被驱赶集中起来，有时又被驱赶着分散开来——像一群羊，没有自己的思想或意志。一群规模不大但十分危险的狐群狗党从各个方向看管着他们，并伴随着各种变态的折磨办法。他们嚎叫着，拳打脚踢着，不停顿地驱赶着羊群，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而我们这群羊只想着两件事———如何躲避恶狗，如何获取食物。
正如胆怯地挤人羊群中间的羊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试图躲进队伍的中间。它使得我们获得了较好的机会来躲避来自于队伍的两边或前后的看守的打击。中间位置还具有躲避寒风的额外优势。因此，淹没在人群之中，成为维持生命的一种办法。这是一种在我们当中自然发生的行为。但是，有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一种自觉行为——它与集中营的自我保护律令完全一致∶不要太出众。我们时刻提防着，避免引起党卫军的注意。当然，有的时候，远离群体也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众所周知，在一种强制性的群体生活中，一个人一直关注其他人的所做所为。这将导致他产生一种不可遏止的、至少是一段时间内远离群体的冲动。囚徒渴求离群独思。他们盼望清静和孤独。在被转移到所谓的“体息集中营”之后，我获得了每次五分钟的独处宝贵机会。在我工作并居住着50名神志昏迷病人的棚屋的后面，在环绕集中营的双层带刺铁丝网的角落里，有着一块安静的空地。一座用柱子和树枝临时搭成的帐篷遮挡着五六具尸体〔这是集中营每天的平均死亡人数〕。还有一口通着水管的竖井。每当无需工作时，我就蹲在竖井的木盖上。我只是蹲坐着，向外看着绿色的、开花的斜坡，以及远处被带刺铁丝网所分割的巴伐利亚蓝色的山脉。我渴望地梦想着，我的思绪向着北部和东北部我的家乡的方向漫游，但我只能看见一片片的云。
在我旁边爬满虱子的尸体井不令我厌恶。相反地，只有路过此地的看守的脚步声才能把我从梦幻中惊醒；或者病房有人招呼我去接收刚刚到达的分配给我的棚屋的药品——五至十片阿斯匹林，供50个病人使用几天。我收下这些药品，然后巡回探视病人，触摸他们的脉搏，给予重病号半片阿斯匹林。但对于病情过重的则一点不给。因为这将无济于事。面且，还将剥夺有希望康复的病人的机会。对于病情较轻的，除了几句口头鼓励之外，什么也不给。依此办法，我从一位病人挪到另一位病人，尽管我本人也因斑疹伤寒的严重打击而极度虚弱。然后，我回到水井木盖这一清静的地方。
这门水井曾经偶然地救过三个囚徒的性命。在解放前夕，集中营组织向达豪大规模转移，这三个囚徒聪明地逃避这一转运。他们顺着水井爬了下去，并在那里躲避看守。我平静地坐在盖子上，看起来单纯，井玩着一种将卵石扔向带刺铁丝网的孩子游戏。看到我，看守犹豫了一下，但是然后继续走开。不久我就可以告诉一下面的三个人，最坏的危险已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