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比约神父已六十五岁。三十四年来他的双手、双足和肋旁每天都流约一小茶碗的血。另外，他还受着心脏病和高烧的痛苦，若不是他钢铁一般坚强的意志，他是不会活下来的。
比约神父最大的愿望是能够休息，然而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有时他渴望以死来解脱。自1917年他被派来罗同道，除选举外，他从未离开过会院，就像一位隐士那样。每天他只是徘徊在告解厅和祈祷默想的跪登之间。
这样一位伟人，本应该受到众人的爱戴和敬仰；恰恰相反，为了某些谁都解释不清的理由，比约神父在他生命最后十五年再次被深深地羞辱、诬蔑、控告和判罪，并且被剥夺了他属于人性的、最基本的权利。比约神父长期的牺牲、痛苦、五伤、奇迹都完全被遗忘，甚至有人将这一切视做来自邪恶势力。
如此荒谬、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源于对财富的贪婪。比约神父在其朋友及虔诚信友的帮助下，正在建造医院；仅为慰苦之家工程奉献的现金已达数亿元。每天财富从各地源源滚来。比约神父作为会士既发过贫穷圣愿，便无权动用一分钱，而教宗比约十二世为医院的管理特批准他可以支配这笔财富。
不幸，那段时期方济各会受骗了：主导者是一位叫朱飞的，他原是意大利银行的一名普通职员，年轻时便小有名气，尤其在修会和教会的领域内。人们称他是“天主的银行家”。谁把钱存到他手里，他会让谁在最短时间获得最高利润。
本来就不太精通经济管理的方济各会士，便将朱飞视做天主打发来的“救星”，因为二战后仅靠信友们捐献度日的修会，经济极不景气，于是众多会院的院长纷纷要求会士们向家属、朋友和恩人借钱，然后存在“天主的银行家”那里，以赚取最多的利息。
福贾会省的各会院也不例外，他们很信任朱飞。甚至有人提议：“为什么我们不将比约神父的钱也存在‘天主的银行家’那里呢？”可是比约神父本人对朱飞却不信任，他曾多次对其人格和经营方式表示怀疑。这当然不能不令支持朱飞的会士们反感。
误会在继续！会士们开始批评比约神父的生活方式、他与人们的接触以及他的神恩等等，随后他们怀疑一切，团体由此分裂了！
团体内部的分裂很快便越出会院的围墙。人们都议论纷纷，报纸更是频频报导：消息不断被扭曲和夸大。最后修会长上和教会最高当局不得不再次介入。
1951年12月，信理部派遣两位视察员来罗同道，他们是于12月31日离开的。1952年１月16日，方济各会总会长获圣部通知：在罗同道，的确“存在不少的偏差”。随后教会法庭命令罗同道的会士们“不能支持朝圣者并且不可散发比约神父的相片和写作”。
７月30日，圣部在《罗马观察报》上刊文，将八卷有关比约神父的著作列为禁书。1953年８月６日，福贾省会长被调职。通常，省会长由本省会士担任，但这次却调来了一位外省会士以示惩罚。
1958年８月，朱飞宣布破产，所有将钱存在“天主的银行家”那里的人都落得两手空空。这次事件受打击最严重的当然是方济各会士。到底他们存了多少钱，不得而知。总会长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我们不得不负起这笔巨大的债务，它将我们推进经济的万丈深渊。那时，圣座命令必须清还一切债务，并且还专为此成立一个枢机委员会，以商讨如何解决当前的危机。
为偿还债务，会院的长上们四处奔波收集财物。比约神父的收入再次成了人们瞩目的焦点。这次却是会长们出面要求比约神父交出所有，而后者却拒绝了，因为他说那并非属于他个人的财物。
比约神父这次拒绝的确付出了严重的代价，因为它招来了敌对。为反对比约神父，他的对手们无所不用其极，绞尽脑汁甚至使出最可耻的伎俩，对教会的要求毫不顾忌：泄漏告解秘密。
根据教会法，听告司铎和告罪当事人都有绝对保守秘密的义务，可是比约神父的同事却分别在他的房间和告解厅内安装了窃听器，以收集控告比约神父的证据。
就这样某些告解的录音被送交罗马检查。1960年春，首先是信徒们发现在比约神父的告解厅有些“奇怪的事”：在他来到前，先有两位会士到场，他们匆忙地收拾着，安上电插头，随后便听到一种奇怪的嗡嗡声，但谁会想到那是录音机呢？当比约神父离开告解厅时，那两位会士还会来拔掉插头，声音遂即消失。
第一个发现被录音的是比约神父本人，他请曼弗道的总主教安德来罗同道，将隐藏在自己房间的麦克风指给他看，流着泪说道：“看一看我的弟兄们对我做了什么！”
比约神父也将这些事告诉了他的合作者和朋友们，他将一把剪刀交供给斐冷翠的法官，剪刀上还留着他剪断话筒线的印记。
记者们对非法录音一事做了报导，而《罗马观察报》却对此予以否认，并称那些传闻是“错误性、诬蔑性和有意丑化”的报导。梵蒂冈的这一声明无疑更引起了比约神父朋友的激烈反应，他们更进一步向媒体出示众多的证据。
通过在比约神父房间和告解厅录音收集到的信息，整理了厚厚一叠对比约神父和其合作者的控告材料，并将这些呈交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1960年夏天，曼弗道的总主教突然借传真被召到罗马。晚上，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单独接见他。在办公桌上放着指控比约神父的报告。教宗打开文件便讲起来。对比约神父的控告是很严重的：说他是慰苦之家腐败的管理者、聚众闹事的策划人，尤其说他个人道德败坏。这条指责是最可恶的，因为它声称七十三岁的比约神父与一些办告解的人有性关系。
曼弗道的安德总主教是比约神父的监护人，也是老朋友。他含着眼泪静静地聆听。随后他向教宗解释：每当比约神父接见外人时，总是去一会客室，借一扇宽五十、高七十厘米的窗户与人说话，他和客人之间还隔着一道厚厚的墙。
希利枢机也了解对比约神父的指控。他说：“几个月之久，我都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面前为他辩护。每次我们见面都谈到比约神父，不论谈什么问题，我们最后总以比约神父的话题结束。教宗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是一位圣人，他怀疑、也担心有关比约神父所说的一切。最后他相信那位可怜的会士是清白的，可是为了大局，不得不进一步澄清。”
这也是方济各会会长们的愿望。1960年４月10日，方济各会总会长上书教宗请求做一次“宗座视察”。４月30日教宗允准，７月22日圣部将这一艰难的使命交给罗马教区秘书长马加利总主教。在动身前，他先在方济各会总部出席一个长达四小时的修会高峰会议。
马加利的视察始于７月29日，完成于同年10月10日。视察员对比约神父的态度是冷漠和严肃的。无论如何，他坚决认为那些控告并非凭空捏造。那些天，正是比约神父晋铎五十周年金庆，他的朋友们热情地准备庆祝，可是总主教却下令予以取消，并且也取消了慰苦之家将在此机会推出的特刊。那天没有任何庆祝性的讲话。
视察结束后，马加利主教颁布了由信理圣部批准的某些禁令：禁止比约神父举行婚姻和圣洗圣事，不可自由与信众来往并听告解，举行弥撒不得超过半小时，听告解不得超过三分钟。
对罗同道的会院也同样颁布禁令。从此本会院将直接隶属圣部，而对作为比约神父朋友的某些会士，马上将他们全部调离福贾省。
甚至圣部以听命圣愿，迫使比约神父将慰苦之家的财政管理，无条件转让给梵蒂冈银行。
圣部的信是以极其严厉的语气结尾的：“比约神父被敦请借服从圣愿遵守这些规定，若有不从之处，并不排除遭受教会的绝罚。”圣部这种不寻常的语气通常是用来针对那些倡导异端邪说和裂教徒的。而对比约神父使用这种说法，无疑说明圣部相信了对他的一切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