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狱中生活 回申旅程
    1980年6月1日我在保定京安翻译公司工作,管教我的警察向我说:明天你去北京,有翻译业务要联系,今晚你可住在北京公安部在锡拉胡同的招待所。我能去北京一逛当然高兴,第二天我去了公安部的翻译公司见了邹远副处长,他说明天等着自有人找你。第二天下午一个名叫张宪民的去招待所找了我,领我去八面槽邮局对面一所小花园洋房内,已有两人候着,他们自我介绍一叫赵亚平,一叫蒋嘉森,都是公安部政保局的,他们很了解我。接着来了一位干部他们起立,表示尊敬,他们说他是政保局副局长,姓刘名钧。他们四人问了我的近况,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谈到国家改革开放,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等,谈了两个小时,他们领我去附近的翠华楼,他们早已订了一席酒,饭后送我回招待所。

    8月初,张宪民到保定找我,领我到了保定市招待所,刘钧已等着,他们又和我聊,刘劝我少和地下教会联系,又请我吃了饭送我回监狱。

    10月份管教我的赵宝田干部又叫我下一天去北京联系业务,我知道此行目的,高高兴兴地去了。第二天刘钧四人和我谈话,谈了上海教区情况,重点谈了朱洪声等人的活动情况,他们对朱洪声、陈天祥、陈云棠等人在上海的活动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们说朱等人在海外势力的支持下搞破坏活动,很愚蠢,不会有好下场,劝我别和他们联系,更不要追随他们。我发现朱等人活动政府完全掌握,我为他们担忧,想设法告诉他们要收敛,没有机会付诸实行。

    此后每两个月他们约我谈话一次,到了81年中他们提出来要我回到上海教区去,我说不去,我又说:“我好不容易跳出了这个圈子,现在做翻译工作,很适合我,我不愿回去。”他们劝我考虑考虑,他们很耐心地开导我,接着在政协礼堂请我吃了饭,席上有古井贡酒,我说了一声,好酒,他们立即买了一瓶送我。

    刘再三开导我说:“现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长期的,不是权宜之计,不会再变,但宗教得国人自办,不让外国人来办,考虑到将来天主教必须有修院,培养神职人员的接班人,你们都年事已高,办修院是重中之重,外国传教士来传教的日子已过去,再过20年你们归天后,天主教不能继续存在于我国,是你们的过错,政府尽了心,你们自己拒绝,你们得为教会负责。话说到如此地步我也感动,但我仍犹豫不决。我和同在保定河北省第一监狱内已刑满当医生的周山夫说,他说:“不能参加爱国会,不要回上海,看来你也必须脱离翻译公司,公安部找你,你不能不去,敬酒不吃,吃罚酒。暂时客气,日子久了,可不客气了。在易县一座山顶上,有20来家天主教教友家庭,他们虔诚敬主,全部教友,没有外人,政府也不去人找他们,我介绍你去住在那儿,作他们的本堂神父。”我心想,这个方法不妥,第一,我是上海人,进入那村,立即引人注意;第二,这种地方政府暂时不管,早晚要管,一管我就被抓,不是长久之计。两年后,在这个村躲藏起来的神父被抓,政府把这批教友管了起来。

    公安部政保局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每两个月找我谈话两小时,也宴请我),尽管他们知道我在敷衍他们,仍细心耐心教育我,使我敬佩。回上海后我才知道是上海宗教局副局长陈一鸣努力的结果(陈的父亲是著名的教育家,名陈鹤琴,曾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负责教育的督办),陈受的西方教育,但进步,加入共产党,国民党时代派他做地下工作,后去美国留学,在留学生中从事革命工作,被美帝国主义驱逐回国,先在中共华东局内负责宗教事务,后调上海市宗教局,反右时期,以右倾罪名免职开除党籍,去工厂当工人。改革开放后为了落实宗教政策,政府请他回宗教局,他立即服从,全心投入落实政策的工作,他向上级建议我回上海负责恢复修院工作。在他任职期间,为开放教堂落实教产,四处奔走、各方呼吁,为上海教区的自养奠定基础,上海教区应该感谢他)。1982年5月我向刘钧说,我愿意回修院恢复修院,他大喜说:“你暂时不回保定,留北京两三天吧。”第二日刘钧找我去,在座的多了一个人,刘介绍说:“这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丁根发同志。”丁自我介绍了一番,说欢迎我回到上海,希望我放心工作,有事多沟通,如有困难,他们帮助解决,态度很诚恳。刘于下一日又找我去,在座的另一新人,刘介绍说是上海宗教局的浦作同志,先认识一下,回去后便于工作。浦作先表示欢迎,接着说:“那,你先写一封信给张家树主教请求他收纳你入上海教区。”我当时火了,我原是上海教区的人,为什么要我请求他批准,我自己根本不想回去,“我不回去了”我说。拔脚就走。蒋、赵叫我坐下,说有话好好谈,我一言不发,第一次和浦作谈话,一上来就谈崩了,刘说今天这样吧,请老金明天再来。

    明天再去仍是原班人马,浦作先开口说:“金神父,我代表上海宗教局欢迎你回上海,信就不必写了,我回去向张家树说一声就够了。”

    我暂时回保定仍做我的翻译工作,一天邹远叫手下的一位名叫李静的干部到宿舍找我,给我50元人民币说:“这是给你回去的车费,你准备好了买票自己回去。”我说知道了,我把50元退还给他,坚决不收,我想就这样打发我走?我不希罕这50元。

    这期间,在新乡管过我的干部王春先打电话告诉我说:她爸爸(当时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打电话给她,叫她急回郑州,她去了,她爸爸很生气地问她:“你和要犯金鲁贤有什么关系?公安部派专人来了解你和他的关系,问题严重了!”王说:“什么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间的关系嘛,我管教他3年。”她爸说:“没那么简单,如果当真这样,公安部会派专员来郑州调查,并问我吗?”她说:“金教过我英文。”他说:“学英语非得找个严重反革命分子?真糊涂!”他爸担心她被牵连。事后我问刘,刘笑着说:“请你回去之前,例行公事,弄清社会关系嘛。”这一调查使王的父亲担心了一阵子,王春先本人很坦然,不当回事,老一辈跟年轻一代就不一样。

    隔了十来天,保定派人把我送到了北京,刘钧在北京饭店设宴欢送我,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也来了,非常友好,他的普通话满是绍兴口音,乡音难改呀。他向我敬酒,祝我回去工作顺利,谈话中他说自己经手盖的秦城监狱自己却被关进住了7年。他又说有事仍可与刘钧联系,他会帮助我解决问题。

    隔一天全国宗教局副局长曹锦汝宴请我,陪席的有天主教处处长,傅克勇女士,她学美术,解放后先在华东局和陈一鸣同事后调来北京,傅在任时对上海教区大力支持,不遗余力。刘钧也去了,刘笑着对曹说:“现在我把金托付给你了,政治上他可靠得很。”刘,河北人,15岁投八路军打日本鬼子,他夫人也是红小鬼出身,刘曾戏说:“我起先奉献青春给党,后奉献一生给党,最后奉献子女给党。”他的大儿子在军队,小儿子在公安局,他的女儿在国安部。刘为人耿直,廉洁,我去过他家,是公安部内的旧房子,家具老式,没有摆设,真是好党员。下一天公安部派专人送我到车站,订的是软卧车厢,很舒适。在一起的是一位老年干部,我才从监狱出来,不想和人接触,一路我们没有说一句话。

    上海车站的月台上,等着我的有丁根发、市宗教局办公室的王怡白和荣德先的女儿朱兆荣等。丁说已为我订好金门饭店的房间,我说还是住到荣德先家里去。他们说:“张家树一行人正在普陀山休假,让我过几天再去教区,行李两箱,先送教区(我心底深处是极不愿意回到上海。这一段我怎么回到上海,写的较详细,因为迄今仍有人在说我以出卖同志的代价才争取到回上海的)。

    隔了几天,市统战部李广副部长,请我吃饭,有宗教局陈一鸣同志和办公室主任王怡白,还有教区的张家树、李思德、沈保智、顾梅青、陆薇读等人,一别27年,想不到还会重逢,又将同事,内心不胜感叹。往事如烟?往事非烟?真难说呀!

    6月21日上午去徐家汇天主堂和神职人员和教友代表一起祝贺,张家树九旬华诞,会上祝辞,送礼的极多,我也发了言,内容已忘。被安排在浦西路120号住下,当时神父修女则住在曹溪北路201号原拯亡会会院内,翌日我去201号拜会了张家树和爱国会的顾梅青和陆薇读。原公青李文之来看我,说她奉命来照顾我的生活并做我的秘书。

    浦西路120号原是耶稣会总院,我的初学生活就在那儿度过的,后改为阳伞柄厂,“文革”期间神父修女都曾在厂内劳动,工厂已搬走但房屋尚未归还教会。

    上海教区收还的教堂有徐家汇大堂(连国邦做本堂,艾祖章副本堂)、四川南路天主堂(本堂未定)、青浦朱家角天主堂、佘山中堂(龚秋生本堂)、崇明新开河(郁显达、朱尚谦两位)共五所,我记得我被捕前的大小圣堂392所,恢复工作任重道远!

    6月21日也是我的本名日,前一日是我的66岁生日,我将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我对自己的过去作了回顾。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却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半生。我于1938年自愿加入耶稣会,我爱耶稣会,她为基督的教会做了重大的贡献,我矢志做一个好会士,自愿作一块砖,随耶稣会放我在任何一个角落里,承担教会大厦的一小部分的压力。初学两年很痛苦,我承受了。以后耶稣会多次把我放在充满危险的岗位上,我二话没说立即赴任,尽心竭力,总想做好工作。

    在监狱27年我天天心中唱:“耶稣会我的母亲”,深信全世界的耶稣会在为我祈祷,我故此感到安慰和力量,意想不到的是,我德国干妈来看我后,兴冲冲地去罗马求见耶稣会领导,报告他们我仍在人间的喜讯时,耶稣会副总会长接见他们时,严厉说我早已是叛徒不承认我这个会士。当我收到干妈的信时,真似一把利剑刺透我的心,那是我27年失去生活中的最痛苦的时刻。干妈信上说,她决不信我是叛徒,她全家仍爱我,给了我巨大的安慰,事实上她一直支持我,照顾我,直到她蒙召归主。顺便再提一句荣德先,朱洪声释放回上海后以他从保定的朋友处得来的消息,断定我已背叛信仰加入了共产党,去找荣德先,向她说:“我以朱家族长的身份通知你,应与金鲁贤划清界限,当他已死去一般,不再理他。”荣没有听他的话,坚信我不会背叛信仰。

    我干妈和陆纳英、荣德先是我一生认识的三位伟大的女姓,她们也是伟大的母亲,她们以母亲、长姐之心爱我。欧美有些人在讨论,天主应是女性还是男性争论不休,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不是难题,我们中国以阴阳解说一切,阴在前,阳在后,对天主应用“他”还是“她”,我说兼有阴阳,我们中国在阴阳之上有太极,天主有慈父之心,也有慈母之心,说天主爱人,可以说她既是父又是母。

    上卷完

    2008年8月30日

    入耶稣会70周年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