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进教、进会、晋铎
    罗氏是圣道明的一位非凡神子,道明会菲律宾玫瑰省的一位历史学家曾对他说以下的话:“他是自天而降于人世的圣宠活像,不分种族或肤色。他是上天光明之神的缩写,这光明照耀着不同的地域,使我们的灵魂同化,改变我们的本性,使人的思想及心灵天主化,使一切事物都因这精神反照而升华,并变成无比的美善。总之,他是中国献身于教会及修会的伟人。”

    这位非凡的人物诞生在福建省罗家巷,罗家巷分外巷和里巷。里巷即是罗氏的出生所在地。在行政区域方面,属福安县管辖;在教会方面,属于福宁教区。

    这位大宗徒的生平迄今为止乏人彻底研究,如有关他的出生时日、史学家们尚且无所适从。在他的悠久光荣的一生中,仍有许多的日期,彼此间存在着很大的出入。幸运的是,我们有足够的资料来澄清许多极为重要的事迹和日期,来认识这位如此享誉人世的人物。

    关于他的生日,写他传记的人各执一词,罗主教本人于一六八八年十月三日的一封信上,曾自称那时他已有七十三岁。因此,他的出生日期当上溯至一六一五年。

    罗文藻,乳名罗才,字汝鼎。他虽出生于贫寒,但却是一个廉洁的教外人家。在不久之前,他出生的简陋屋子还在。几年前,人们还认识一位青年,他是罗家的后代。相传罗文藻少年时代曾过着放鸭的艰苦生活。可是这个贫穷的放鸭人非常聪明,并有超人的头脑。他的温良可爱的性情,以及纯洁无暇的灵魂,更使人爱慕不已。

    莫拉肋及马礼雅两位神父来到福安,是上主的祝福(主历一六四三年七月二日)。方济各会神父魏尔德说马礼雅神父于一六三三年给罗文藻领了洗。假如这个日期是对的话,则那时他已经是望教者了。宗教信仰,应当是由高奇神父或他的一位传教员给他讲授的,原来那时马礼雅神父对语言还没有达到教授教礼的程度,虽然我们假定他是于一六三三年给他领洗的。然而马礼雅神父却说是一六三四年由他付了洗。无论如何,付洗者是上述方济各会神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为了纪念他的修会省名‘圣额我略省’,就以‘额我略’作了罗文藻的洗名。

    罗文藻对那位神父的感激之情是如此的诚恳,并毅然离开了家乡、亲友及一桩很美满的婚事。形影不离地做了他志同道合的同伴,协助他到处传扬圣教,且受尽了各种苦难,还把自己的家产也全部交给了马神父,虽然并不算多,因为他的家本来就是相当清寒的。

    罗文藻很可能于一六三六年伴随着马礼雅及狄叶滋)二位神父来过台湾。因他没有跟马礼雅神父到巴达维亚(爪哇)及马尼拉,他是一六三七年才到达那里的。那年九月,文藻也没有跟着狄叶滋神父回大陆,因为同年六月间狄叶滋神父、方济各会的神父马方济及雅郎达已经起身往北京去了。假如罗文藻来过台湾的话,他很可能跟雅琅达及马若望二位神父同时回到大陆,他们是一六三七年封斋期时才到达福建的。

    其实,文藻及上述两位神父于一六三七年:圣安多尼庆节第八日(六月二十日)才由福建动身的,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到达北京。那里的耶稣会士汤若望表面上很亲切的接待了他们,并劝他们去高丽宣传福音,及协助他们,但是以后他就离去了。

    圣方济各会的两位会士把自己讲道的计划奉托于天主。根据许多档的暗示:当时有人不但图谋把他们赶出北京,而且迫使他们离开中国。不单是他们,就是道明会神父也在被逐之列,这些神父从来不曾到过北京。

    事情果然发生了,两位方济各会士忽然被衙役们所包围、被捆绑、受凌辱,并以可耻的方式把他们押运到福建。当他们被押解的时候,有北京传教士们所派的几位教友跟他们一起南下。道明会、方济各会及耶稣会的不少档都提及此事。为响应北京朝廷的预定计划,在福建也掀起了一场可怕的教难。教难的箭头是指向方济各会及道明会传教士的。他们都受了不少的折磨,其中有三位神父是传教士中最先被逐出中国的。

    罗文藻及另外两个同伴跟两位方济各会神父受了同样的苦。他们中的一人发表声明:“他们——差役,把自己的证人——两位同伴(都是教友)捆绑起来,并在他们的颈项上套了一条锁链,就这样被押运到一个菜园里,像狗一样被绑在一株松树上,而且也不给饭吃……

    一位耶稣会神父到了那里,当着他的面,也把证人绑了起来,颈项上也系了一条绳索。”在声明两位方济各会士被充军福建后,有补充说:“当时,他们也把这位证人及他的两位同伴解送福建,但没有走同一条路线。”

    罗文藻是上述三位同伴之一,有狄雅谷修士作证,他是方济各会士,福建省藤头人。他声称罗文藻到过北京,虽然没有指明日期。可是,他上京的日期只能是两位方济各会士在那里的时候,这也是黎启奥神父所证实的。上述被押解的人由不同的路程到了福建,因为会士们曾先停留在福州监狱。稍后,才启程去藤头。同伴们及罗文藻则直接到了福安。

    一六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方济各会神父奥诺菲、维慈开及马方济被捕,罗文藻及另外两个仆人也被捕,他们都被解运到宁德监狱。在那里,神父及仆人们被毒打了一顿。他们在那个臭气扑鼻的监狱里住了二十三天,寒冷、虫虱、廯疥和饥饿几乎使他们支持不住。之后,他们被带到福州,又被充军到澳门。

    罗文藻从澳门动身往马尼拉,大概是伴随着莫拉肋及狄叶滋两位神父的。一六四0年耶稣升天节,自菲律宾和莫拉肋及马礼雅两位神父一道回澳门,这两位神父是要回罗马的。他们很可能是为了在回程中使罗文藻协助他们而带他同去圣京。然而,罗文藻和马礼雅神父在澳门停下了,直到一六四四年十月十日。那时,他便跟这位神父及加拉会修女们——她们被葡萄牙政府所放逐——起身往马尼拉。他们所乘的船遭飓风吹往交趾支那的都隆城——即今的南越北部顺化附近,在那里他们被逮捕,并被运往顺化朝廷。越皇帝待他们很好,只是罗文藻例外,他险些被斩首。一六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动身往马尼拉,于五月二十日到达。

    “罗文藻到那里以后,对我们的修会——道明会——很感兴趣,又因为十分愿意作救人灵魂的工作,就很认真的开始读书。在我们圣道明会院中有人教他西班牙文,教他念和写,由于他十分用功,故在短时期内就学会了,又由于他要求上进,以及希望攻读拉丁文,他获准进入圣多玛学院,虽然不是正式‘学员’,而是旁听者。在学校内,罗文藻不但学会了文规,而且也读了哲学。”

    黎启奥神父也曾记载罗文藻入圣多玛学院一事,不过有关他以前在圣道明会院住过,以及在那里学习拉丁文及西班牙文,则未曾提及。

    他继续攻读,但没多久就被省会长翁匝肋神父派回中国,为带给教士们经济援助。省会长应允等他回来后准他入道明会,这是他所请求过的恩典。

    罗文藻于是启程去完成他的重大任务,在十五天的路程期内,他都是把银两缠在腰间,以免被人偷去,他为了这件事受了很大的痛苦,以致几乎丧失了性命。在中国,他跟随着贾西雅神父,作他的传教员及随员。在教友们眼中他的声望是那么好,以致因他品德的高尚而极像有神父们的仪表,遂被人尊称为‘神父’。

    在许多工作中,建筑藤头的雄伟教堂是必须特别提及的。

    现在有一个问题,即某些近代史学家要混淆事实,而必须予以澄清。是关于罗文藻的身世及他的西班牙姓氏。如众所周知,当时葡萄牙及西班牙人习惯把付洗者或代父母的姓名转给受洗人。有时候,教友们去澳门或菲律宾时,也会被送上一个洋姓(葡萄牙或西班牙的),罗文藻的情况正是如此(所以被名为GregorioLópez)。

    因为不知道这个习俗,而只注意他的西班牙姓,某些现代史学家,其中有耶稣会神父,名汪德者(P.A.Huonder)及法国里昂‘公教传教区’传教报竟然认为罗文藻的母亲是葡萄牙人,父亲是中国人;或反之,说他的父亲是葡萄牙人,母亲则是中国人。以前的史学家从来没有过这样奇怪的想法。在马尼拉圣多玛学院时,别人在他的‘罗’姓上加了‘伯兹’Pez这个字,而变成了西班牙姓‘罗伯兹López’。

    一六四九年八月,文藻本打算经由厦门去马尼拉,那是为了邀请传教士,由贾西雅神父派他去的。但是,就在厦门遇见了新来的神父们,他于是就同华罗神父(P.FranciscoVaro)回藤头去了。

    为了他做神父的非凡资格所立的功劳,以及坚决的圣召,莫拉肋神父于一六五0年一月一日,在藤头收他为正式的道明会士。一六五一年三月七日发誓愿,这样,在中国度过了严肃的初学年。黎启奥神父对上述经过有这样一段记载:“额我略٠罗伯兹——罗文藻,是本省—道明会玫瑰省—的神子,中国人。代理省长及宗座代牧莫拉肋神父收他为正式初学修士,时间是一六五0年一月一日。十四个月以后,即一六五一年,大约在圣多玛庆日发了愿。本人在马尼拉圣道明会院,于一六五二年九月九日签署,以资证明。初学导师黎启奥。”在同一文件上有日后补注的:“这位被教宗选为中国主教”。

    黎启奥神父之所以把文藻入会及发愿二事记载于马尼拉圣道明会院的档案里,是因为罗文藻在法律方面是属于上述会院。类似事件也发生在墨西哥或别的地方发愿的,而他们被视为上述会院的属下。发愿后,罗文藻回到马尼拉继续攻读及度他的修会生活。在一六五二年四月间他已经在厦门乘船去马尼拉。以上是方济各会神父贾瑟诺(P.JosedeCasanova,O.F.M.)于同年同月的十日,在一封信上所说的。

    罗文藻可能在福建继续攻读,传教神父们则做他的教授。回马尼拉后,在圣多玛大学攻读神学。毕业后,他在本城—马尼拉—经由鲍布来德主教(Mons.Poblete)的手接受了圣品,即:一六五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瞻礼六领受剪发礼及四个小品;三十日、五品;六月三十日、六品;七月四日、晋铎。同年四月二十五日、玫瑰省(中期会议CongregaciónIntermedia)决定派文藻回中国传教。他于次年偕同黎启奥、葛罗讷(DomingoCoronado)、罗提譪(DiegoRodríguez)及雷孟都(RaimundodeValle)四位神父起身来华。那年七月初到了中国。

    自到达传教区的当天起,罗神父就致力于传教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的历史性的使命便开始发扬光大起来。从此,他的声誉一天比一天更为人们所洞悉,直到他因为工作的疲劳及年事日增而逝世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