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次浩劫般的教难开始时，道明会教士们在福建、浙江及山东等地传教，收获丰硕。
黎启奥神父在福建泉州刚好落成了一座教堂，以殉道童贞圣女加达理纳为主保。教会的前途极为乐观。许多教外人也齐集教堂听道。这位黎神父算是一种镇静剂，原来为了失去厦门及附近教友中心很觉痛苦，那是他以辛劳牺牲所开创的。但是，逆境好似跟着他走，因为朝廷既然把所有教士们集中北京，于是不得已放弃了那个有希望的所在，北上福州。在那里也受到了很多的折磨，但还能够给那里的教友们施行圣事，不久又怀着很痛苦的心情被迫回到了马尼拉。他走以后，就由罗文藻神父代为照顾那么多来听道理的教外人。
华罗(P.FranciscoVaro)、贾西雅(P.JuanGarcía)、瓦来(P.RaimundodelValle)及卫而日(P.JaimeVerge)神父正在福安传教。这些非凡的教士躲躲藏藏地传扬教会，有了不少的收获，使许多教外人信教，并保持了热诚及勇敢，增加了教友们的信德。他们可以跟初期教会的信友们媲美。当集中教士们于北京的上谕到达时，教友们反对神父离开那里去度充军的生活，并保证将承担一切后果。让他们在那里藏起来，实在是上天的默示，神父们也心中暗喜，因这样可以在那些教难风波的年头照顾教友，包括那些新进教的。在中国其它地区则没有这样幸运。而且那些传教区之所以没有停顿下来，主要的应当归功于超凡的中国道明会士罗文藻神父的救灵神火。当时躲藏起来的教士们有：华罗、贾西雅、瓦来、卫尔日四位神父。罗神父因为是中国人，朝廷谕旨并未令他去度流徙生活。
在浙江，葛罗讷(P.DomingoCoronado)、纳瓦来、沙彼得(P.DomingodePedro)及刘纳铎(P.FelipeLeonardo)等几位神父传教的效果并不亚于福建。
波郎高神父(P.Polanco)于一六六一年十一月离开传教区，纳瓦来神父及两位仆役动身到浙江去接替他。他们走了十一天的艰苦路程。纳瓦来神父写道：“第二天，我们遇到了一座从未见过的那么高的山。在十一天的路程中，使我筋疲力尽。”
到金华后，很快就开始了他热忱的传教工作。因为是一年前刚开始的传教地区，所以教友还不多。但他到那儿不久，就给一个童生、一位秀才、一个商人及一个裁缝付了洗。
以后，他迁移到一个村庄，在那儿有许多热忱的教友，让他静心致力于撰写一本很好的护教书，书名是：«教理讲解及辩驳教外人的错误»。那本书得到教友、教外人及神父们的一致赞许。
过了几个月，他回到了金华，一位有文学修养的传教员开始帮他修改那部著作并印行。一六六四年时，他也开始写一部较厚的«教理问答»，共分两卷。但为了即将到来的教难，未曾公布。他的传教工作、讲道也好、著作也好、对救人灵魂都发挥了很大的效用。
因为教难即将来临，老百姓都生活在一个恐慌不安的气氛中，有许多听道理的人不再来找纳瓦来神父。这样，他便有更多的时间用写作来反驳杨光先所宣传的谬论。他曾写了一册很好的护教书。
西班牙恩利盎(Henrion地名)的男爵论及这位神父的传教工作曾写道：“因为他那不怕劳苦的救灵神火，特别是因为他对本地语言有深刻的研究，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凡是经过纳瓦来神父所宣讲的地区，教务都有很快的进步。”他在福建省两年（实际是三年）传教后，在浙江也工作了一年（实际是两年），并有了同样的收获。除了不断讲道外，他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对外籍及中国神父都有益处，他写了好几本书，以后都先后出版。在那些著作上，他以最充足的理由攻击了异端及邪教的事。同时，又帮助教友们保持自己的信德，也使传教工作更加容易。
沙彼得及刘纳铎二位神父也如好宗徒般地工作。对他们的工作情形，我们不很清楚，但却知道他们一定是好会士及热心的传教士。他们是在一六五九年九月间到达浙江的。刘纳铎神父在蓝溪城内盖了一座圣堂，并在附近组织了一个教友中心。
葛罗讷神父于一六六四年五月从浙江到了山东，在济宁州开了一所堂口。他在福安时特地学了一口流利的官话。经过了不少的困难以后，才把一间房子改为圣堂。八月七日第一次在那里作了弥撒。
过了不久，有许多教外人到那里去听福音。神父在一封信上声称：听道理的人是那么多，就是二十位教士也不够。和尚及回教人也来跟他辩论，在那里约有一万回教徒，他们都被神父所驳倒。这位热心的教士从早到晚无休止的讲道。因为工作过度劳累，以致健康受损，他又生来体弱多病。
教会以一种非凡的方式传开了。原因之一是：那里的知县曾给了不少的方便，他禁止当地的百姓跟神父为难。但是，时常从那里经过的军队给了他不少的麻烦，因为他们常去教堂里驻扎。然而，他却偏偏利用那种机会去宣传福音。对军官们他特别下功夫。可惜这个前途似锦的传教区被一六六四年的教难所摧毁。
以上是那次可怕的教难爆发时，道明会传教区的情形。
当教士们都忙着传教时，教难就忽然开始了。沙彼得及刘纳铎二人在蓝溪被捕。逮捕他们的，除步兵外还有五十名骑兵。他们野蛮地给神父们上了镣铐。是在一六六五年一月初。他们被解送到金华，去会见蓝豀知县，因为当时他正在那里，他们在金华跟纳瓦来见了面。次日，他们启程回蓝豀，纳瓦来神父当时住在金华，得到较好的待遇，原来不论官吏或百姓都看重神父。有一位教外官员写了一本反驳杨光先的书，非议他反对神父们所写的。一位教外人给纳瓦来神父建议，劝他带着写好的一份备忘录去拜见知县。神父遂照办，知县很客气地接待他，并赞许他的做法。纳瓦来神父告诉他自己是如何被判充军，并声明自己是来投案的。知县用很友善的话叫他回去，让他留在教堂里，等新年以后会告诉他有关的消息。
依照他的那位教外朋友的建议，神父又以书面请求知县准许他卖掉一些东西，作为上京的路费，他果然得到了准许。过了新年，知县亲自到纳瓦来神父的寓所，告知他朝廷的谕旨，指定他的寓所为监狱，并把他交给那里的邻长看管。那人心地善良，让他完全自由。
不料二月间，纳瓦来神父仍被押解着起身上京。去时，曾经过蓝豀。第二天，跟刘纳铎及沙彼得二位神父会了面。他继续往杭州进发，另外两位教士不久就赶上了他。他们于一六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到达杭州。次日，他们被关进一所阴暗的监牢里，在那儿他们一共住了四十天。稍后，他们被关在另一间更难以忍受的监狱里。四月二十一日，他们乘船向北京进发。在苏州停了五天，那里的耶稣会神父待他们十分友善，那些神父是等他们到达苏州后同时上京的。他们继续乘船到达扬州以后便坐车走完剩下的一千多公里的路程。他们在圣伯多禄及圣保禄庆节前夕（六月二十八日）到达北京，住在耶稣会教堂内。
至于葛罗讷神父，他照样继续热心地讲道（他患有慢性病），并没有料到教难即将来临。果然，县衙门里的人不久便开始找他麻烦，而且他所买的那座房子的主人也想来占据那个地方。以前保护教会的县长在没有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竟然逮捕了神父。不过，上级长官随后又命人还神父们自由。
皇帝的充军上谕一到，他们给葛神父发了三次传票，但他到了衙门时却没有人接见他，这可能是他们愿意解救他。当第四次被传讯时，他正在发高烧躺在床上，那时正值晚间。可到了衙门后仍不见知县，由于时间太晚，城门已经关闭，无法回去，无奈神父只得在一个商店门外度过一个寒冷的夜晚。第二天，知县才告诉他关于充军北京的上谕。
他被软禁在自己的寓所内。差役们把教堂上的字牌[天主堂]拆毁。知县下令不必急于起身，并准许神父可以卖掉一些所要卖的东西。
以后，那位可敬的神父被解送到济南府总督处。假如在那里可以遇见华拉特(P.Valat)及马礼雅神父，对他来讲实在是一件快慰的事，但是他俩已于三月十一日起身往北京去了。在上述省城他曾听了一些教友的告解并安慰了他们。他被收押在监狱内。以后便起身往北京去了，时间是一六六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赶路的痛苦、疾病的折磨，以及在济宁州所受的凌辱，使他在抵达北京时，脸色已经像死人一样。他暂时寄居在耶稣会寓所内，别的教士们也住在那儿，北京的四位耶稣会士却不在。
他听从了华拉特和马礼雅两人的主张，没有立时会见政府官员，而像耶稣会士马乔治(P.ManuelJorge)一样等了好几天，为能够稍事休息，原来这位神父到了北京时也害了病。
葛罗讷神父于四月六日去衙门报到。在回答了一些问题后，被收押在一间很肮脏的监狱里。走到那里的时候，他已是精疲力竭了。在那个监狱里的还有马礼雅、华拉特、提奥特(P.MiguelTrigault)、恩礼格(P.CristianoHenríquez)等几位神父。
四月十六日，五位教士被提受审，他们都是被五花大绑押送的。开庭时，差役们把绳索给他们解下来，他们也得到了较好的待遇。审问毕，即返回监狱。
十七日又被审讯。他们跪着，司法官用许多诡诈的问题来看看他们是否会供出汤若望的事情来。但是，狡猾的官员们用阴险的话语并未达到目的。审问时，葛罗讷神父由于身体虚弱又长时间的跪着而吃尽了苦头，审后重被收押。
十八日，再度受审。前一天的问题又被重复提出。审后回去时，已是午后时分。四月二十八日，又被提去衙门，在那里给他们宣读了皇帝的谕旨：“皇帝对各位被捕下狱，深感遗憾。命我们给你们安排一间寓所暂住，并以国库来支持各位的生活费用。”
各位传教士从衙门出来时喜出望外，想必把他们领到耶稣会住所。但却相反，教士们被押解到以前的监狱中。因监狱门已关，遂被押到另一个更糟的监狱。他们中有的是站着过夜的。葛罗讷神父则蹲着、被靠墙、一动也不动。
幸亏耶稣会神父安文思(P.Magallanes)及利类思(P.LudovicoBuglio)二位的奔走及金钱活动，他们才在那个人间地狱只呆了二十四小时。所受的痛苦无以复加，从马礼雅神父的记述中可见一斑：“论及我个人从那里出来的时候，几乎成了半疯。葛罗讷神父本来已经抱病在身，痛苦难当更不待言了！从那里，我们五人集体被带到一座小庙宇，在神坛附近的地上，我们用几张草席和一床被子打了地铺，在那里我们勉强能睡下。在我们周围有一些泥像。我们坐着，身子靠在它们的肚子上当枕头。”
次日（四月二十七日），葛罗讷神父开始发烧，病势渐渐加重。医生虽然给他吃了药，但始终不见好转，饮食不进，就这样一直到了三十日。他只能漱口，舌头已变得又黑又硬，且肿的像牛舌一般，言语困难。安文思及利类思两位神父努力想把他带到自己的寓所，好治他的病。直到五月一日，两位神父总算得到了准许，就把他搬到教堂。但为时已晚，葛神父已经病入膏肓。虽然得到那些好心的神父们百般照顾。最后，他领了终传圣事，终于一六六五年五月九日——星期六，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