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时代，道明会传教区过着和平的日子，十位教士的热心传教,曾得到不少的成效,且有理由相信以后会有更大的收获。可惜，康熙皇帝集中中国的教士的上谕下来了。当时悲伤的气氛突然笼罩着整个中国的教会，因为这等于要完全消灭中国的传教事业。在福建有五位道明会神父被迫躲藏起来，即：黎启奥、华罗、贾西雅、瓦来即卫尔日等神父。黎启奥神父藏在福州，但后来被迫离开中国。另外四位藏在福安，因为勇敢的教友们反对他们去过流徙的生活，并愿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负责。只有罗神父是自由的，因为他是中国人，皇帝的上谕没有涉及到他。
大家宁愿全部被杀，也不要神父们离开那里。他们许下要把神父们藏起来的诺言，并照顾他们比照顾自己还要好。假如为了这事受到麻烦或遭杀害，他们认为是很值得的，因为是为了天主而受苦。教士们接受了他们热诚的愿望而留了下来。
那些勇敢的教士们，很艰苦地在夜间施行圣事，鼓励信友，而且还劝了许多人进教。隐藏生活使他们受尽了各种苦难，原来为了避免连累那些收留他们的人，神父们都是住在顶楼上，在那儿无法作任何活动。入夜，他们才出去看望教友，不过常会遇到惊慌和危险。我们的卫尔日神父(P.JaimeVerde)及别的同道们就这样生活了五、六年，直到皇帝准许教士们回到自己的教堂为止。
虽然生活在危险和艰难中那么多年，我们的教士们工作却特别好，收获也特别大。华罗神父说：“٠٠٠在隐藏的短时间内，他们的传教神火做了那么多（正如方达纳先生—MaestroFontana—于一六六八年所述说的），以至使许多教外人及进教、背教的人回头，给三百多位外教人付了洗。”因此我们决不夸大地断言：在教士们被流徙的那几年中，道明会神父们给五千余人付了洗，保全了福建及其它传教区的教友还不算在内。这一切都当归功于罗神父。
藏着度日的神父们——华罗神父写道：“像以前一样照常工作，并无任何阻扰，我想黎启奥神父已经告诉过您其中的原因，工作是在暗地里半躲半藏地进行的。在福安，这个时期中调换了几任知县，虽然他们也知道我们留在这里，但并没有来干涉或找我们，这也许是天主特别的安排，使许多人因我们在场而救了灵魂，令很久前背教的人回了头，许多人在安静时期没有受洗的现都受了洗，还有一些在临终前领洗。许多次，我们也去村庄里听告解，这自然需要十分小心。”
在那种危险及不便的情形下，只是为了灵魂的利益，躲藏在传教区，本是一件英勇的行为，然而竟有人批评他们，这比他们所受的苦难及危险更难忍受。
华罗神父继续说：“耶稣会的神父们以及我们的一些神父认为我们不应该留在这里。因此他们来信催促我们说，既然没有上京，往马尼拉去也好，等到问题解决后再说。这是他们十分害怕的懦弱表现，害怕朝廷知道我们在这里，和平解决中国传教士问题的希望将成泡影。我知道，有人因此给神父写信。但我们彼此间不应该觉得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奇怪的，原来这是教难时的一贯作风，教史上有许多圣人们也如此做过，所以我不愿意提及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可我确信：因获福安知县的支持，他实际上真的有劝过我们藏匿起来，故未曾遭受到流徙的命运。我保证一定无人批评我们，我们是在全国教士中绝无仅有的享受自由的教士，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教难）会有什么结局。澳门的代理会长乐方济神父(FranciscodeLasLlagas)给我们来了一封信，叮嘱我们千万不要离开此地，并赞许我们躲藏的英勇作为。他想不通，那些批评我们为人灵有益的人与事，有何根据。”
在福建省我们没有失掉任何教堂或其它对象，但假如我离开此地，则一切必会完全被毁坏，像别的地方一样。
我们的教士，在那种艰险的情况下工作，无疑似英勇斗士。当时的恶劣程度，连去马尼拉取接济品或收接信件也几乎都不可能。自从满清攻打桂新(Kuesing)时起，中国南部及东部还在实施海禁。就连华罗神父本人写给省会长的一封信中告诉他曾派仆人前往马尼拉，路线是由浙江出发，为的是让他暗中察看一下是否能找到船，好把他们载往马尼拉，还带着两年前就已准备好的给长上的信件，就可想而知了（以前曾自澳门寄过信件。）省会长也好从我们所派的仆人处得悉我们已平安地回到教堂内的信息为止。不然的话，会发生骚乱。
教难及海禁给我们的传教区带来不幸。接济、通讯、新传教士都不能从海外进入国内。更不幸的是：在躲藏的教士中损失了以下数字，如：贾西雅神父于一六六五年去世；黎启奥神父于一六六六年不得已去马尼拉避难；卫尔日神父因患病于一六七一年离开传教区；华罗神父于一六六九年被捕充军，关押于广东监狱；纳瓦来神父于一六六九年自广州动身去罗马。直至一六七一年充军广州的教士们被允许返回传教区时，只剩四位。在浙江有刘纳铎及沙彼得两位神父；在福建有雷孟都及罗文藻。华罗神父还在广州监狱，他于一六七二年才出狱，并回到福州。可是直到一六七五年，仍无法回到他心爱的福安。
是故道明会传教区在中国大教难中所受影响是致命性的，别的教区所受的灾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