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郭西德神父无辜所持的伦理左证
    笔者尝试在本文中证实那些针对郭西德的指控全不成立,因为这些指控并没有建基于任何独立和可靠的文献资料。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们是互相矛盾的和不可靠的。笔者希望在此提出一个论证,能不言而喻地证明郭西德是清白的。这论证就是:对他的无辜所持的伦理左证。广泛阅读关于郭西德的大量文献资料,即有关他的文献、证供、他的著作、他的论文和书信,便会产生这样的信念。

    郭西德的同会弟兄,与他深交多年,于一九零八年,即他逝世八年后,便开始申请列真福品案。假如郭西德的道德尊严受到最微乎其微的怀疑,尤其涉及性的话,他们当然绝不会开始他的列品过程。他们也不知道郭西德任何不道德的行为。事实是也不可能捏造的,因为大多数认识郭神父的人仍活着。兄弟们的证供反而一致赞同郭神父的圣德。而且在列品的过程中,不乏华人的证供,甚至包括一些非基督徒。

    如上文所述,郭西德在前往传教区前,曾自愿在家乡照顾患黑死症的人,不介意容易受到感染。在中国,他在艰苦而危险的地区工作,尽量以勇敢和慷慨来帮助穷人,尤其是儿童。郭西德不但对基督徒和慕道者感兴趣,也对于科学、文化和华人的社会习俗感兴趣,

    亦撰写过趣味盎然的文章。如此一名勇敢的、慷慨的和忠于承诺的人,是不能行他被指控的恶事。

    郭西德写过约三百封信,在书信里,这位身为大时代南意大利的儿于真情流露。他热爱自己的家庭和故乡,但甚至更喜爱他牧养的人,对他们抱有莫大的尊重和深切的怜悯。

    一个暴力和暴虐的人不可能写下无数长篇而真诚的信。阅读这些信件足以令人相信这一点。

    其中令人印象尤深的,就是他坚拒兄弟和母亲的急切要求应回意大利。自从家中发生一连串悲剧后,这要求越变得令人困扰。在一次地震中(一八八三年),郭西德失去他的父亲和姊妹,然后,他的兄弟、在都灵任军官的布鲁诺(Bmno),于一八九三年自杀。从某个意义上,这次自杀显示出布鲁诺的自尊:郭西德深爱这个兄弟,从他们之间频密的书信往来便可见一斑。以下是这次事件的描述。据当时的军法规定,为维护军队的良好声誉,布鲁诺理应向一位在舞会上冒犯他的平民提出决斗,否则会被革职。不幸的布鲁诺不能承受来自法律和同伴的压力,与其为了微下足道的理由而杀掉某人,他宁愿杀掉自己。

    这次事件从没有出现在宗座外方传教会的任何文本,也没有出现在他的另一个兄弟类斯于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传记(却提及一人的悲惨死亡,为家人带来无法形容的痛苦),揭示郭西德一些鲜为人知的个性,例如热爱他的家人,彻底的正义感,收藏情感的能力等。

    此外,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在华传教士被指是帝国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服膺民族的利益。但是,郭西德的信件显示出他不但激烈地和发自内心地反对,甚至责斥意大利政府。他在写给母亲的一封又长又激动人心的信里(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在提到那些真正要为布鲁诺之死负责的人时,表达出他的一切沮丧和愤怒:

    你现在明白谁人要为布鲁诺的死负责吗?他本人当然是第一个要负责的,但是,他的同伴过度逼迫他,所以也是有罪的,但是主要的负责人是政府,因为,正如我先前所说的,如果政府不是以革职作要挟,强迫军人接受决斗的话,布鲁诺决会行那一步。所以,布鲁诺之所以死,是因为政府以不公义和相反天王教原则的法律,迫使他这样做。好的,我的政府,我问你,凭什么权来命令你的国民做宗教所谴责的行为?凭什么权来颁布相反天主法律的法律?国会议员、参议员、部长、政府,我们的家庭究竟对你做了什么事,竞因为你们那些使人讨厌的法律而夺去我们其中一个成员?我们可怜的母亲究竟做了什么

    事,竞失去了她作出许多牺牲抚养成人的儿子?可怜的布鲁诺究竟做了什么事,为了你而缩短他在世的日子?啊!我明白,罪行定存在的,这就是愿意以自己的性命来保卫国家,却没有注意到,与其保卫国家,却保卫了一个已落在共济会手中的政府;一个宁愿让官员在和平日子因愚蠢的理由而互相残杀的政府。……但是,可怜的布鲁诺的血将落在政府头上。我希望有一个更明智的政府取代,这个反基督徒、毫血感恩之心,和凶残的政府;愿你自己也自杀。

    几天后,郭西德的愤怒仍未平息。他给他的兄弟类斯急道:

    肯定的是,布鲁诺的事件进一步证实政府通过对天王教会的迫害……政府完全意识到一个天主教徒不能决斗,是基于宗教原则,而非懦弱……如果类似的法律没有存在,布鲁诺即使面对挑战也可以拒绝打斗,什么都不会发生了。……谋杀我们兄弟的,就是政府,终有一天,它会受到惩罚的!

    经过这次悲剧后,家人向郭西德施加的压力越来越急切和紧张。他的母亲孤注一掷,甚至谨见教宗,寻求教宗支持她的请求,声称罗马宗座修院的部份传教士已从中国回国。因此,回国是可能的!但是,郭西德虽然深爱家人,却坚守岗位。没有东西比他在中国人当中传教更加重要。我们值得浏览一下他的一些信件,其中他他拒绝家人的压力。在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曰给他的兄弟类斯写道:

    你所告诉我们,正如你从阿希尔得知,由托马西尼引述,并不真确的(他们获准故私事假而回国)。我们的誓愿是前去我们被派遣的地方……当然,我是自由拥有传教士的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权放弃它。至于转换我的传教使命,并不在于我,而我怀疑这对我的灵魂或肉身是否有益。

    在一八九六年五月三日给他的兄弟类斯写道:

    几天前,我收到你在一月廿四日写的信……你坚持我要回国探望家人。你应谨记,我的渴望比你的更强烈,但必须考虑因素,所以,很惊奇你非但没有鼓励我留在我现时身处的地方并承行天王的旨意,却做相反的事。难道没有其它方法来安慰母亲吗?我的临在真是那么要紧吗?我最终可以为她做什么?你告诉我,她已忍受不同的疾病和痛苦,但我的临在如何改变这些事实?或者,难道你想我回来,却因违反天王旨意而产生更多的痛苦?那是我们所需要的!你称只是打算,那么,想一想许多人为了支持父母而放弃了传教圣召,最终不过为他们带来莫大的哀痛。因此,我可以给母亲的宽慰不过是微不足道和短暂的罢了……

    无论如何,我发誓会留到我被派遣去的地方,这就是结论。你建议我给母亲写一封得体的信,然而,如果你的意思定要我写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说话,算我不能取悦你。但是,你坚持声称我有责任回家。当然,两个相反的责任是不能存在的,留在这里抑或回家,除非我把自己切成两半,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其中一个责任是不存在的。再者,没有考虑他们的因素,我告诉你,我承担传教工作,是得到父母完全和自由的合意与准许,就是放弃拥有你所假设的任何责任的权利。……我不知道上主对我有什么心意,但是,自从祂赐给我健康,我假设祂愿意我留在这里。倘若我要死去,就让我们在天堂相会吧。

    在一八九六年九月八日给他的兄弟类斯写道:

    对不起,我写给母亲的信竞今她感到难过,这并非我所愿意的。……另一方面,我不知道是否自己表达得很差,或者,你们是否误解我的想法。我说过,我更加需要知道家中的消息,这些消息是我一直引颈以盼的,尤其当你身处远方,而不是家人需要我的消息,正如你在信里所说的。你们在家中有很多人,我却是单独一个,你们受到烦恼的影响,我的健康却一直很好。……母亲当然忧虑我的不在,她当然想知道我的消息,否则是令人惊讶的。……

    当然,这里不是伊甸园,亦非毫无灾难,我也肯定自己会死去的,我从没有对此问题抱有任何幻觉,也没有欺骗别人。因此,让我们信任天主,唯有祂才由哀伤中拯救我们,或者使哀伤为我们的好处而给予我们忍耐和随之而来的功绩,唯有祂在我们要死的时候拯救我们。谁在现世中感到快乐?……

    我也是容易感到难过的人。我也经验过消沉、沮丧、醒悟、诱惑……还有可能在先前被忽略的危险。谁在现世不容易经验这一切?然而,此刻我觉得自己比大多数人更快乐。一个人无论住在那个国家,上主的眷顾都会以我们忍耐的能力来平衡我们的痛苦,而一个人更好留在天王愿意我们所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