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常常因所谓的泛性论而受到指责。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也怀疑这种指责是否合理。然而，在我看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更错误和更危险的假定，即我所称做的“泛决定论”。我的意思是，泛决定论忽视了人对环境采取何种态度的能力。人并非完全地被规定或被决定，而是可以决定自己或屈服于环境，或勇敢地面对环境。换言之，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人不仅仅是存在，而且还要决定他怎样存在，在下一时刻将成为什么。
出于同样的原因，每个人都有在任何一个瞬间改变的自由。因此，我们只能在一种涉及整个群体的统计分析中预测他的未来；然而，一个人的个性仍然具有不可预恻性。任何一种预测的基础将由生物的、心理的或社会的条件所表达。然而，人的存在的主要特征是具有超越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能力。如果可能的话，人能够改变世界，如果需要的话，人能够改变自己。
让我引用J博士的案例。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惟一能够被称之为是阴险狡猾的人，一位撒旦式的人物。当时，他通常被称为“斯坦因霍夫〔维也纳的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的大刽子手”。当纳粹开始实施死亡计划时，他全力执行这一计划，并且，对于这一分配给他的工作十分狂热，以至于他没有让一位精神病人逃脱毒气室。战后当我回到维也纳时，我询问J博士的情况如何。他们告诉我说，“他被俄国人囚禁在斯坦因霍夫的一间单人牢房中。然而，第二天他的牢房的门敞开着，J博士从此不见了。”后来我以为他与其他人一样，在同党的帮助下逃到了南美。然而，近来，我接待了一位前奥地利外交官的咨询。他曾多年被关押在铁幕之后，起先在西伯利亚，后来在著名的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当我对他进行神经病学检查时，他突然问我是否听说过J博士。在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他接着说∶“我在卢比扬卡认识了他。他在约40岁时因泌尿系膀胱癌死在了那里。然而，在他死亡之前，他变成了你可以想象的最好的难友!他安慰所有的人，他遵守可能想象的最高的道德标准，他是我在监狱多年中遇到的最好的朋友!”这是J博士—“斯坦因霍夫大刽子手”的故事。我们怎么能够敢于预测人的行为?我们可以预测一台机器、一台自动化设备的运动；而且，我们甚至还可能预测人类精神活动的机制和“动力”。但是人远不止于精神。
然而，谈论自由并非就此而止。自由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只是真理的一半。自由只不过是整个现象的消极方而，积极方面是责任。这就是我建议东海岸的自由法典应当由西海岸的责任法典进行补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