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莫衷一是
    尽管比约神父及长上们的低调和沉默,“印五伤神父”的消息已不胫而走,尤其当比约神父举行弥撒时,信友们都可见到他手上流的血。自1919年初,人们便开始从四处赶来会院,除了意大利,也有从外国来的。

    1919年6月中旬,拿波里《晨报》的记者特尼,来罗同道采访后,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是:比约神父――罗同道的“圣人”和他亲自发显的奇迹。

    文章的影响极大,其他的记者们也陆续前来,于是到处开始掀起谈论“印五伤神父奇迹”的热潮。可是,那些不相信的人也起而反对。面对这种情况,方济各会的长上们,感到有必要认真研究比约神父身上奇异的“伤痕”,以答复所有对他本人及罗同道团体的激烈攻击。

    研究比约神父五伤的首位医师是罗奈里教授。他是巴来塔国家医院的首席医师。他于1919年5月15和16日,在省会长的委托下对此做了检查,其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手上的伤痕被一层深红色的薄膜覆盖着,不见出血,周围的肌肉既无浮肿也不发炎。我确信这些伤痕并非只是表面性的,因为从手心和手背的伤处观察,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穿透的。

    脚上的伤口与手上的完全相同。在胸旁的肌肉上,有一条被切开的伤口,与肋骨平行,有七至八厘米长。一如胸部任何的伤口,很难确定究竟有多深,而且在胸腔内朝哪一方向延伸。这一伤口流血很多,血液是来自动脉血管。

    两个月后,7月26日,罗马大学病理系主任比那米教授,应教会权威邀请也来罗同道为比约神父做检查,检查持续了一周。他的检测结果与罗奈里医生的基本相同。他也同样对比约神父的人格表达深深的钦佩。然而由于他受的是实证主义教育,又是一个十足的无神论者,因此他以自己的思想做了一个结论。根据他的观点:

    这些伤痕乃是病理的产物,即是由于皮肤复合性神经官能的坏死而引起的,随后也可能渗入主观的因素,尽管可以是无意识的,并且可以因某些化学作用如碘酒等影响而加剧。

    罗奈里不赞成他的结论,于是他再次为比约神父做了检查。之后,他写一份新的报告,报告中他逐一批驳比那米教授的观点,他写道:

    在十六个月后,我可以肯定那些伤口多少有些变化,但是并非根本的,或本质性的变化。

    神父手上的伤痕,当前有一痂皮覆盖着,有几处出血点。当我在1919年6月和7月检查时,仅有一层深红色的薄膜,没有出血点。不过,周围的肌肉始终不见浮肿或炎症。

    从科学的角度讲,如果认真治疗,伤口应该痊愈;或者相反的,若照顾不好会恶化。可是,这一规律却无法落实在比约神父身上。我亲自为他做过实验:将他的手用普通的水洗净,然后戴上一副一般的、未经消毒处理的手套,然而伤口并不恶化,也不见好转。在十五个月内,我曾经为比约神父检查过五次,但我没有发现有多大变化。总之,他的现象,我至今还无法在医学理论上归类。

    支持罗奈里教授的,还有弗思大医师,他作了长久而深入的研究后,出版一本巨著,题为《科学的奥秘与信德之光》。本书作者反对比那米教授的假设,他写道:

    伤口,不论是如何产生的,根据其特性,都应该指向愈合,或者相反,会由于炎症而腐坏。

    这位著名的教授,以他的亲身试验反驳比那米医生的结论:如果他的结论成立,那么,在一周内比约神父若不接触碘酒,他的伤口则应该好转。省会长神父挑选了三位会士,命令他们发誓后,负责验证比约神父的伤痕:为他扎上新绷带,盖上封印,任何人不得动它。八天后,伤处不但没有愈合的迹象,反面流血更多。三位证人之一的保罗神父写道:第八天,当取下比约神父的绷带后,他做弥撒时,流了那么多血以致需要不断地用布擦拭。

    比那米检查后,哲麦里神父来到了罗同道,他是天主教医科大学的创立人。来这里后,哲麦里对比约神父和他的五伤发表了一个否定性的评论。顿时,他的论点就像风一样遍传各处。很多文章、书籍、电视电台等传媒谈及比约神父时都会说“连哲麦里神父也否认那是真实的”。

    1920年,哲麦里刚满三十二岁,他是一位后来皈依天主教者,毕业于医科大学心理系,声名卓著。身为医师、心理学家和会士,他的见解自然应不同凡响,可是他对比约神父的检查却值得令人怀疑。

    哲麦里神父于1920年4月18日到达罗同道,在会院贵宾薄上还留着他那天的签名。随同他的有一位女士阿米达。关于这次到访的经过,我们有一位现场的证人即拉米斯的本笃神父:

    我所写的非常确实,为其真实性我可以誓言在天主前担保。

    哲麦里写信给省会长伯铎神父,表示愿意去一趟罗同道。会长告诉他:若以医生的身份去为比约神父做检查,必须先获得罗马修会总部的准许。哲麦理回答说:去那里仅是为灵修和个人的目的。

    那天,刚好我要来罗同道而经过福贾会院。伯铎神父让我读了哲麦里的回信(一张明信片),并告诉我等到明天和他一道去。

    哲麦里晚上到了会院,并未做出任何要作为医生检查比约神父身体的表示。次日,副会长即福贾会省的秘书赛道和方济各会的财物主任,我们与哲麦里和阿米达一道起身去罗同道。阿米达要求与比约神父说话,当时我在场,她问比约神父天主是否祝福刚刚兴起的事业,即天主教大学。比约神父的回答仅用了一个字:“是”。

    接下来的那天,阿米达开始请求我允许哲麦里检查比约神父的五伤。我的答复是否定的,理由是省会长清楚地告诉我,若无罗马的批准不可这样做,而且哲麦里在去之前也表示并非为此而来。对那位女士再三的请求,我只能重复同样的回答。

    哲麦里最终放弃了“检视伤口”的主意,但要求见比约神父一面。他们的相遇是在更衣室,仅短短的几分钟。那时我站在一个角落,给我的印象是最后比约神父很不耐烦地将他支走。

    由这一见证不难知道,哲麦里根本未检查过比约神父的五伤,甚至连看到都没有。虽然几个月后,流传着一份据说是出自他手笔的“报告”,其实未有其事。

    在这一流传的报告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攻击。自然它与哲麦里本人的态度有关。他自称:“我受到教会权威委托去做调查,我暂不需要说明受谁委托,并且我已写了报告。”另一次,他说:“我认真地检查比约神父的五伤,我检查时省会长神父也在场。”查考历史资料,哲麦里的话没有丝毫佐证。因此,无人知晓哲麦里到底什么时候,而且在哪里做了“这一检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仅去过罗同道一次。这些需要等到列品的详细调查时才会弄个水落石出。

    在以后的年月里,哲麦里神父的态度仍然极不明朗。

    1921年,他在罗马遇到弗思达教授,他们一起讨论比约神父的伤痕,似乎哲麦里很感兴趣并乐意深入研究,于是,他主动地与弗思达订一个约会,然而却从未赴约。

    这是弗思达的书面描述:

    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哲麦里神父――一位著名的司铎和医师,在我首次为比约神父检查身体前已去过罗同道,想做同样的检查。由于未从罗马获得允许故未能如愿,只是和他有一个简短的谈话。我补充一句:在几句话之后,比约神父便主动地打手势请他离去,这的确一反比约神父平时那对人尊敬、谦虚和温柔的态度。稍后于1921年9月,在方济各会的节日上,我遇到了哲麦里,会长将我介绍给他说:我曾先后两次奉罗马总部命令去检查比约神父的五伤,并做了深入的研究。次日,我们对此谈了很多。通过谈话,我才明白比约神父为何对他持那种态度,因为哲麦里去那里似乎已假定比约神父是神经病患者,并想借自己的技巧使他痊愈。

    透过哲麦里所说的,我不难了解:是他先入为主的观念占了上峰。在做出解剖学及病理学的分析之前,甚至连最基本的观测都未做,他便轻而易举地得出了结论。

    当我耐心地为他解释比约神父伤口的性质、他的人品,以及那并非出自一般的病态,而且请他读些正面的报导文章时,他表现得很惊讶并感动地说:“好吧,亲爱的医生,今晚我要去米兰,但过些天我还回来。回来后我一定去拜访您,那时我们安排出足够安静的时间,好作进一步探讨!”他的话也激起我更大的信心和兴趣。

    以后的几天,甚至一连几个月,我都在等他,可是他却始终没来,尽管是他主动地约我。于是我明白了他言行不符的作风。以上所写旨在说明:对于像比约神父身上这种重要的问题,在未做出深入的考查和研究之前下的结论,一定是肤浅而易偏离客观事实的。

    1924年,在圣方济各印五伤七百周年的机会,哲麦里神父于《生活与思想》杂志发表了一则长篇文章。借此他指出教会内惟一真正印五伤者只有圣方济各,而加大利纳瑟纳的五伤则不确定;当然其他的情况都是自然的产物。显然,他是有意攻击比约神父。文章刊登后,耶稣会会士彩利神父立刻在《公教文化》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哲麦里的论述,称他的观点是“不正确且有欠谨慎”。他指出教会在圣方济各之后已将七十多位印五伤者列为圣人的事实,并且预告将继续登文批判。天主教医科大学的创办人哲麦里神父害怕了,很有可能是借与教宗比约十一世的友谊,阻止了那些文章的发表。因此尽管彩利神父预告,但他的文章从未问世。

    1924年12月15日,弗思达教授请求教会当局批准再次为比约神父做检查,为能进一步研究,但此申请被拒绝。然而,他仍于1925年10月5日,最后一次检测比约神父的五伤。那次例外的检查是在比约神父的疝气手术中。作者在《科学的奥秘与信德之光》一书中这样写道:

    10月5日,我等着比约神父在会院的小堂做完弥撒。我们看到他走得很慢。他由于劳累、身上的伤痕以及疝气带来的痛苦而脸色苍白。他走到我跟前时说道:“亲爱的医生,看,把我交在您手中了!但是我不愿意被麻醉。”我全部的解释都毫无用处,他主意已定,并向我保证:手术期间,他绝对配合而保持同一姿势。他补充说:“如果在麻醉后,您能不能避免检查您从前曾看过的、我身上的伤痕?”

    “神父,我不能!”我坦诚的回答。

    “所以,您看我拒绝麻醉,果然是有道理的”比约神父说道:“从我自己来说,我不禁止您或其他人做什么,然而这是长上们的命令,而我的责任是尊敬地服从。因此我坚持在手术期间,我仍然可以主导我的意志和一切行为。”

    正如神父自己所说的,手术期间他纹丝不动地坚持了一小时零四十五分钟。手术中,虚弱和疼痛几次使他休克而失去意识。于是,我便乘机查看他身上的伤口;上次检查是在五年前,结果跟以前的情况完全相同。

    自那次后,再没任何医生对比约神父进行过检查,然而每天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去他那里。很多年,他做弥撒都未戴手套,而且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同会会士们观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