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都之旅 飞向另一旅程
    到了欧洲而不去法国,可以说是白出国门一趟;更何况花都巴黎的知名度是那样的大,对任何外国人都具有莫大的诱惑力。甚至对我这位「出家人」来说,也不例外。

    所以,我一到意大利之初,就决定要到巴黎一趟,好能一睹她的花容月貌。只是由于我国与法国并没有正式的邦交,所以办起手续来真叫人感到既不耐烦而又气愤。但是除非不去,不然就得忍气吞声地接受麻烦。

    我多年前就曾下定决心要好好学法文,而且也自修了几课。只是我这个人一向缺乏耐心,所以半途而废。如今有需要,却又不懂,怪谁呢?可幸,法籍的傅雅各神父当时正在罗马任职,一知道我正需要帮忙,所以就自告奋勇地陪我前去法国驻意大利的大使馆。

    由于我是一位外国人,手里拿的又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当日我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声望正陷入低潮,所以到与我们没有正式邦交的国家旅行,真是谈何容易。

    当我填好表,向他们申请前往法国旅游时,负责的那位女职员先查看我的护照,然后又看看我,一副不信任的样子令人感到非常不舒服。然后她开口了:「申请去法国可以,不过为了保证你在法国不会违法居留,请您先办好去第二个国家的签证,而且这个国家是离法国越近越好,像西班牙最理想。这样,一旦你过期不离境,我们好有个地方把你递解出去,也不必替你付很多的旅费。」

    天啊!这是我生平头一次所听到的最诚实但又最让人感到人格受侮的话了!难道当一个国家因受到国际间不义的影响,在外交舞台上被孤立的时候,她人民的人格就应该受到无理的侮辱吗?在那个时刻,我的心情显得颇为激动。我甚至想就在他们的大使馆内高举双手,向他们抗议说:「不义!不义!」

    如果不是因为当时身上穿著司铎的制服,怕对神父形像有所损害,我真有可能作出实时的抗议,给他们一点颜色看,告诉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但是回头再想一想,这种情绪化的反应毕竟于事无补,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在谋求国家的强盛。在最现实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义」与「利」往往混淆不清。你想仗义执言或据理力争,有时侯是徒劳无功的。

    既然希望不虚此行,所以就勉强抑制住心中那股怨气,先跑去西班牙大使馆办签证,花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冤枉钱。虽然十分钟内就办好了,但是憋在心中的那股窝囊气却久久无法消散。

    拿了去西班牙的签证之后,我再度跑回法国大使馆。这一次她不再刁难了,而事实上,她也无从刁难起,因为我是依着他们的规定办理的,他们没话好说。只是当我从她手中接过签证的时候,她那副若无其事的职业性面孔,真叫人感到无奈。我心想,不知道每天有多少外国人,必须忍受她的这种侮辱与刁难?

    飞往法国之前,想不到还会有那么多的麻烦事!

    去法国的前一天下午,美国环球航空公司打电话来,通知说因为法国罢工,所以停航。因此我只好由他们公司安排,改乘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机了。

    晚上,我跑去电话局,准备打长途电话到巴黎,通知当时正在那儿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志音神父,一位昔日念哲学的同学,看一看他是否可以到机场来接我。但是由于法国当日的罢工风潮正盛,连电话局也不例外,所以害我白跑一趟。最后只好花四千五百意币发一分电报去。但是心中还是毫无把握。但是又没有其它办法可想,只有听天由命了。

    在罗马最后的一晚,竟睡得很不安稳。

    起飞的当天早上,我躲在房间里赶写好几封寄回国内的信,好在离开罗马之前寄出。因为法国邮政罢工,不晓得要等多久才恢复上班呢!

    十二点正,我先赶往航空公司去,好确定一下飞机是否准时起飞。然后再跑去耶稣会总部,想发一分电讯给法国,但是还是徒劳无功。

    中餐是在那儿的厨房内跟厨师们一齐吃的。由于言语不通,那顿饭吃得颇为尴尬。因为他们一直以好奇的眼光盯着我看,看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然后赶回宿舍,整理行装,并小寐片刻。

    四时正,倪院长与傅雅各神父驾车来接我。途中忽然遇到雷雨交加,好象罗马舍不得我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即将离去,而感到依依不舍,以致涕泗滂沱、大声哀号!

    我心中虽然也充满了无限的依恋与离愁,但是既是看破红尘的出家人,怎能在两位长者面前把自已俗世的情感表现出来呢?于是,我只有在心中默默地向她唱出那首闻名的意大利歌「阿利维得琪、罗马」(再见吧!罗马),向她挥别。但是表面上却又装出一副「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洒脱。

    在机场握别的一刻,心中竟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之情。面对着六个星期来朝夕相处的倪院长,我既感到衷心的感激,也有着一分深深的歉意。毕竟他给予我的,实在太多了。

    但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向他默默地递上早已写好的一封短笺,表示我心中的感激与期盼。信是这样写的:「敬爱的永祥院长,衷心感谢您在过去这六个星期来对我的热情接待与爱护。由于有幸与您朝夕共处,得以亲聆教诲,如沐春风。在您身上,让我对会士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了解。但愿在不久的将来,您能再度返回您日夜怀念的中国以及您热爱的中国人的身旁。」

    带着他老人家的祝福,我走进了候机楼。心情马上与先前不一样。那是一种「举目无亲」的孤独感与失落感。环顾四周,竟然没有一张热悉的面孔。我开始感到不安。因为不久之后,我即将踏上另一块陌生的土地,人生地不熟,言语也不通,再加上有没有人来接我,一点儿把握也没有。我竟觉得有点儿紧张起来。

    可是紧张归紧张。光是紧张也无济于事。问题还是得靠自己解决。说时迟那时快,偶然间在墙角边瞥见一位穿著整齐会衣的外籍修女在那里静坐。我高兴地差点儿要得意忘形地大声喊出:「我有救了!我有救了!」

    毕竟神父的形像还得维护,所以我就装着一副很斯文而又善良的面孔向她走去。以充满了热情而谦逊的口吻向她请安说:「修女:您好!我是来自中华民国的一位神父,我刚结束在罗马的六个星期的假期,现在要到法国去旅行。由于是第一次去,而且该国正闹罢工,没法子联络……」没等我把话讲完,她就打岔说:「神父,待会儿有你们的神父来机场接你吗?」没想到这位修女的反应还真快,不晓得是看我一副「太」善良的样子,一定别有用心;或早已窥出我眼神里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近乎哀求的表情,她才会主动地想办法帮忙。当她得知我没人来接时,就慷慨答应要带我去巴黎耶稣会的会院。

    难题既已解决,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终算平静下来了。我放开心情,与她聊起来。知道她是某一女修会的副会长,当日到罗马开会,现在要返回巴黎。

    在机上,由于座位空得很,所以我们就坐在一起,一路上聊得很投机,也很愉快。由于彼此对领避静的工作均有很大的兴趣,所以话题大部分都绕着这个主题转。

    到了法国戴高乐机场,果然没有神父来接我。如果我没能随机应变,主动找修女帮忙,要独自摸往会院,恐怕得费一番周章了。

    在修女的指引和协助下,我终于搭上出租车安抵耶稣会会院。很幸运地在那儿遇到正在休息兼进修的沈载祺神父。他是我拉丁文的启蒙老师之一:也是昔日至洁圣母会的辅导。在他热心的帮助下,我将开始另一次愉快的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