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试结束前，修院院长通知我，将去耶稣会神学院攻读神学，那儿可以考取罗马高教部承认的神学硕士学位，并嘱咐我自修希腊文。但我做了神操，郑重考虑之后决定加入耶稣会，我向耶稣会会长姚赞唐写了申请书，我辞别了师友，处理了我私人所有的书籍等。
1938年8月30日我进了耶稣会初学院，同时进入的有两名震旦大学毕业生，一个名叫杨赉诠（震旦医学院毕业，在初学时即病死），另一个名叫章显猷（震旦理工学院毕业，1955年9月8日被捕判刑，长期在安徽劳改，改革开放后被聘在安徽师范大学教书，死于安徽）。两名汇师中学的毕业生，蔡良申，范忠良（今日上海教区地下主教）。一名大修院的修生陆达源（小我两岁，后来被捕，刑满释放后去加拿大定居，已死）。四名徐汇中学毕业生（徐简谷，陈才君，郑圣冲，周德福，后两人长期在台湾工作，已死）。这么多的初学生，在上海耶稣会历史上是空前的，以后也没有。初学导师为法国人山宗泰（EUGENEBEAUCE)，曾做过耶稣会会长和上海教区副主教，副导师为张士泉神父（七宝南张人）年老，高度近视，他写过许多书，其中一本书名《一线之光》。
初学院设在总院最高一层，都是大房间，一间作卧室，一间作自修室（十几人挤在一间），一间大的休息室，一间课堂，还有一间图书室，90%法文书。自修室内每人有一张小桌，写字台与跪凳成一体。
初学院的训练包含：1.一个月避静即神操，这是训练的中心；2．不带钱，步行去各地朝圣一个月；3．给儿童讲要理两个月；4．去医院侍候病人两个月（我去的是安当医院，是仁爱会修女专为最穷的人们开设的，在重庆路，来往得步行，来去各50分钟）；5．下伙房帮厨两个月；6．打扫大楼的卫生两个月。
每个月有一次“仁爱”行动，所谓仁爱行动，就是帮助行动，被帮助的同学跪在课堂中间，每一初学轮流发言，指出他的缺点和违犯纪律的次数。被帮助者端端正正的听着，不能解释，最后还要感谢大家的仁爱。所谓休息，就是凉台上集体散步。一起进堂公念经文，公望弥撒，公领圣体，公念圣书，除了三顿饭外，不可吃零食，身边既无零食，也无一分钱。除了休息时间外，绝对守默静，不准说话。总之严格的集体生活，一起行动，除了上厕所。这样的生活是根据导师法国人山宗泰50年前在本国初学时的规定，完全照搬。当时他20来岁来中国以后不再回去，不知道本国已改革，这种训练使我17年后对监狱的生活不感到太痛苦。
当时神修的观念：为了修德成圣必须不断与三仇斗争，三仇即肉身、魔鬼、世俗，肉身居首位，为此必须与肉身斗，控制肉身，压制肉身，磨难肉身。进初学院后发给每人一根苦鞭，用以鞭打自己，一个带尖头的短链，缚在臂上（现在不行了，早已没有人用）。我们同睡在一个大卧室内，谁鞭打自己，谁打得猛，其他人都能听到，知道得清清楚楚。
当时上海耶稣会士绝大多数是法国人，我们吃西式饭，初学神师也教我们如何进食，吃饭时尤其喝汤时，不能出声。吃水果时，应用刀削，用叉吃，不准用口咬。而吃面包不准用刀，只用手掰。伙食按常日、庆日、节日区分。节日有三个酒杯，庆日有两个。我首次吃奶酪，感到臭，尤其是节日饭桌上的奶酪出奇的臭。但慢慢也爱吃了。有时上进食课，神师单独和我们一起进食，重点教我们怎样把一只整鸡分成六份。睡觉前让我们每人喝一杯金鸡纳霜粉的干红酒。
我们用餐时不准谈话，有人朗读，中午念的法文书，晚上念中文书。初学生轮流上台念，念错、发音不准时，就有一位负责的神父高声令重念，神师教导我们吃饭时精神不应集中于吃，应想着学习或提高神修。回顾前半生，在饭厅内听到的都是好书，的确学到很多东西，增长了不少知识。
吃饭时，有的会士想做补赎，伸手跪在饭厅中说自己犯了错误，请集体宽恕。也有的走到其他会士前跪下亲吻人的脚。初次见到曾是我老师的会士或一年老的神父跪着吻我的脚，我很感动。有的会士跪在食堂中，在一小桌上用餐等。但心中想，用餐本是放松自己，享受美味的时刻，为什么搞得这样严肃，据说梵二会议后，耶稣会已改了。
上述6个训练，我们做了5个，其中外出不带钱，步行到各地去朝圣，因当时日寇侵略，战火连天无法实行。我在院中扫地时，我的过去的学生见我剃了光头，穿着旧的衣服低头扫地，就大声说：“金修士落难了，大家来看。”使我很难堪。步行去医院服务，我们不懂医学常识，姓何的修女只叫我们为来治病的穷人，（大抵是苦力、拉黄包车、拉板车的病人）洗脚，抹抹红药水等粗活。去伙房帮厨，主要去打扫卫生和削土豆皮，不准我们和工人交谈。
在我们初学院的高班有两名同学，一姓张（已忘了他的名字），很文静，一位姓陈，名凤鸣，横沙岛人。陈很会投机，神师叫他做学长，他投神师之好，不断打小报告，找同学违规之事，逐一汇报，深得神师的欢心。他对人严，对己极自由主义，姓张的看不惯，愤然离院。在陈后，初学神师任命陈才君为学长，他比陈凤鸣更会打小报告，他自命不凡，他认为自己应是神师的耳目，但他很神经质。神师不叫他做学长，他认为神师不信任他，情绪一落千丈，一言不发，整日呆坐，神经病发作，送到普慈精神病院治疗三个月。回院后，初学神师照顾他，迁就他，仍叫他再做学长。他顿时精神振作，努力工作，还是打小报告。发初愿后，他的精神状态仍不正常。1952年讨论他能否接受铎品的会议上，有参议员表示反对，但我表示同意他晋铎，他得以接受铎品，这是后话。
初学导师认为我有“傲气”，自恃年长，资格较老，他时时处处打击我的“傲气”，我当时很痛苦，多次想离开耶稣会回修院，在一次最痛苦时，我随意翻开新经，看到了路加福音第九章第62节的耶稣的教训：“手扶着犁而向后看的，不适合于天主的国。”于是我决心留下，坚持到底。
一般会士都说：“初学两年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两年。”对我来说，初学两年是我修道生活中最痛苦的两年。
然而初学两年我有很大的收获，给我的神修生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无人可诉苦，只能多祈求，我们有一个图书室，我看了许多为我一辈子受用的书。
这些是：LEONCEDEGRANDMAISON写的《耶稣：他的人格，他的讯息》和JULESLEBRETON神父写的：LAVIEETL’ENSEIGNEMENTDEJESUSCHRIST《耶稣的行实和教训》、LUMENCHRISTI《基督之光》、TUSOLUSSANCTUS《你是唯一圣者》、LEDISCOURSAPRESLACENE《最后晚餐后的训辞》。这几本书我看了好几遍，我的神修生活集中于耶稣基督，他是我信仰的基础，我知道人的推理不能完全证明造物主的存在。我信基督，天主的圣言，从而深信天主和天主的爱，基督是从天父那儿降到尘世成为人，但从未离开过圣父。我一生也应尽管在尘世中，但心中从不离开天主。我信基督，他不但教导我们真理，他本身是真理和道路。有了基督才有生命，我活着应活出基督。1947年初我去法国巴黎拜望了LEBRETON神父向他致敬，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和我谈了两个小时，对我启发很大。1951年回国让人把《基督之光》和《耶稣传》的后半部分译成中文，放在神修文库出版。82年我回上海，知道红卫兵把我们的书（法文的，中文的）全部烧毁，我写信给法国友人，请他们寄来，他们回信说：“这些书早已过时，不再版了。”我怅然，这样好的书怎么会过时呢？怎么会绝版呢？世界变得太快了，我跟不上。
另一本书对我起作用的是SOEURELISEBETHDELATRINITE圣三依撒伯尔修女的传记，这位26岁就去世的圣衣会修女的名言是：“我在世上已找到了我的天堂，天堂者天主也，而天主在我心中。”我一直记住这句话，失去自由的漫长岁月中，这句话一直陪伴着我，支持着我，安慰着我，使我在最困难中不感到痛苦，使我能顶住种种困难。我恢复自由，再去法国时，知道教宗已于1984年11月25日把她列入真福。求真福保佑我，直到永远！里昂总主教德﹒古特雷DECOURTRAY也恭敬这位修女，陪我去该隐修院朝圣，我和该修院通信迄今。
我又看了大量会士的传记，会祖圣依纳爵，东方宗徒方济各、沙勿略，青年主保圣类思公撒格、圣若翰伯尔各满、圣达尼老，辅理修士主保圣阿尔方沙.罗特利格，黑奴主保圣伯多禄.格拉物尔、圣师加尼削传等，使我深信耶稣会的宗旨是“愈显主荣”。凡事要作为天主更大的光荣之事，重点在“愈”字，也深信耶稣会的神操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的爱，爱耶稣并以爱人为爱基督的具体表现，不说空话，多做实事。初学两年使我爱上耶稣会，以当耶稣会士为荣，决不能玷污耶稣会士之名。我也养成了认为所有会士是我的兄弟，尽管我后来遭受的攻击主要来自同会会士，但我仍爱耶稣会，这是后话。
导师还规定初学期间应与世隔绝，不准看报，少会见或不会见亲友，两年中，只有我的一个学生沈保仁想着我，直接找我导师才允许我会见他。我很感激他，他很有办事能力，年轻时就做了泗泾镇的商会会长（今日的工商联），可惜他寿命不长，1954年就去世，我一直怀念他，他圣名文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