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赛的一位老年辅理会士来接我们三人，他帮我们办入境手续，取行李，然后去耶稣会院。
1947年夏，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两年，港口里还见到不少击沉的船只，它们只有桅杆或烟囱露出水面，人们顾不上把它们打捞上来。行走在大街上，到处可见断墙残垣，满目凄凉，使人备感战争的可怕，人类需要和平。
在马赛停留两天，第三日我们乘快车前往巴黎，列车早上8点钟开，晚上10点钟到达，800百公里走了14个小时，今日高速铁路只需要3个小时。几位年轻的会士候在车站，接我们到RUEDEGRENELLE耶稣会巴黎省总院。第二日我们三人去拜见了省长BITH神父，他看见我们到了，非常高兴，他让我们先参观巴黎，然后去参加他建议召开的省际研讨会，其主题为耶稣会如何在促进世界保持持久和平中做出贡献。
来巴黎的会士很多，来办事的、旅游的、过境的。理院神父招待他们，很忙。他告诉我1946年一年招待过2000多会士。依照住会院的天数，为来的会士安排若干弥撒，一天一台，不收其他费用，教会中有此惯例，拉丁文说UBIMENSAIBIMISSA，意即凡有祭桌就有饭桌。
我和法国耶稣会修士一起生活将近10年，所以饮食方面很适应，但也有尴尬的局面，午餐的最后是一小盘水果，往往是一串葡萄，我开始依照中国人的吃法把皮与核吐出来，然而一看周围的人都连皮带核吞下，我只好不吐，可也吞不下去，只能把皮核含在嘴里，越含越多，旁人和我说话也不应答只是微笑，好不容易等到院长打铃念饭后经，整队出餐厅去小圣堂拜圣体时，溜进厕所将其吐出。
到巴黎后，理家神父把朱树德和我领到巴黎警察局去报户口，然后可以领证取得粮食。当时凭证供应，每人每天供应黑面包（掺有玉米粉）500克，以后减到每天只250克，其余吃土豆。我觉得伙食比上海差。美国有马歇尔计划即向欧洲输送包括农产品的许多物资以解决饥饿问题，并借款或赠送资金以帮助欧洲重建工业等。法国认为接受嗟来之食有损国家的尊严，起初不接受该计划，其余国家加入这项计划，民生立即改善，经济复兴迅速，法国意识到靠自身力量拒绝外援的路线显然是错误的，也就加入了。百姓立即有白面包，有大量肉类，跟上了其他西欧国家。
巴黎曾是法国及欧洲的文化中心，属于世界级的美丽的城市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侵入法国，法军节节败退，法国政府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自动撤退，德国飞机大炮没有轰炸巴黎，巴黎得以不受损失，否则如果战火燃烧到巴黎，巴黎也会成为废墟。正如后来我国的解放战争，蒋介石下令死守北京，玉石俱焚，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京，北京得以保存。
在法国的耶稣会派两名年轻会士陪我们参观巴黎市，首先当然要去看圣母大殿（中译巴黎圣母院）和耶稣圣心大殿。宏伟的圣心大殿建筑在郊外一座小山上，山脚下有女修院，圣依纳爵和他的初期同伴在那儿发了愿，耶稣会形成了。我在那儿也献了祭，求天主赏赐我能终身为合格的耶稣会士。
除了圣堂外，我们还参观了博物馆，去了凯旋门，有9条大马路以该门为终点，极为壮观。并在香榭丽舍大街和沿塞纳河散步，使我感兴趣的是河畔上有许多的旧书店，又去了埃菲尔铁塔，因为没有钱买票，只能在下面往上望。以后我多次去看铁塔，每次票价都在上涨，总是买不起票。后来去巴黎身边有钱了可没有时间去玩儿，至今也没有登上铁塔。
巴黎市的建筑有一个特点，政府不准许建高楼，这样就使每处屋顶上都能看到巴黎市区的全景，无高楼挡住视线，摩天大楼只能建在市区外。这和我国开发大都市的理念不同。北京的城墙不见了，四合院也拆的差不多了。
我们也参观了耶稣会在巴黎管理的几所中学和社会问题研究所，我去了“学习”杂志社，拜望了我所钦仰的LEBRETON神父，他是著名的神学家和圣经学家，我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他热情地接待了我。
我也拜望了德日进神父，他是世界闻名的古生物学家和思想家（前面我提到过），他和我长谈，送我出门时，他拍拍我的肩膀，亲切地对我说：“小弟呀！你是至少落后了40年呀！”由于他的超前思想，揭发、控告他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飞到罗马。他先去罗马，想为自己辩护，当时耶稣会总会长JANSSENS是研究天主教法典的专家，他信任的神学家，他的同乡比利时人DHANIS神父等，都反对“新现代主义者”，无法理解德日进，也不为他辩护，罗马许多神学家以道明会内GARIGOULAGRANGE为首的一些神学家大力攻击他，一次集会上德神父指着该神父向他人说：“此人真想把我烧死呀。”后来德神父只能离开欧州去比较开放的美国纽约耶稣会院以避风浪。离开巴黎时他想把自己的著作交给“学习”出版社，院长及总编D’OUINCE劝德说：“放在我这儿，肯定不能出版，因为必须得到教会当局的审查和批准，进步书必将遭封杀，不如交给一个可靠的友人，请他保管，由他设法出版。”德听了院长D’OUINCE的话，交给了他的可靠的朋友，此人在德死后为他出版，他的书出版后风行全世界。德在美国耶稣会过的类似隐修士的生活，1955年耶稣复活瞻礼日蒙召归主，送往墓地的只有十来人。
耶稣会省际和平推进会于巴黎附近凡尔赛召开，凡尔赛原是路易十四世建造，为他和朝廷大臣及贵妇享福作乐之用。1919年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所谓和平会议就在凡尔赛宫内的明镜厅（四周墙壁皆为明镜）内举行，这次会议是列强的分赃大会，对弱国尤其对我国不公道，而对德国与奥地利特别苛刻，签字日主持会议的法国总理开始用极轻视的口吻高声道：“把德国人带上来”，以羞辱德国人，种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该会议又把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给日本，对德国人民、中国人民都是一个国耻之处。
耶稣会在凡尔赛有一所很著名的日内维尔ECOLESAINTEGENEVIERE学校。学生都是高中毕业生，为报考法国名牌大学做准备而来，学习期为两年，校园很大。
与会的除了法国4位省长和会士，有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省长与教授们，济济一堂，皮特省长致开幕词。他说年前为选举新总长而待在罗马时和许多省长交谈，发现彼此关心的问题基本相同，尤其培养年轻一代追求和平、热爱和平、促进和平的精神，他感到即使在耶稣会内部仍缺少沟通、缺少合作，为此他召开这样一个非正式的会议。大会请了许多位专家作报告，如：马克思主义专家GASTONFESSARD、“学习”杂志总编D’OUINCE、神学家DELUBAC（不久被打倒，后又升为枢机）、德日进和他的助手LEROY等。在发言中，一位美国的省长说：“我们讨论的问题极重要，尤其应在青年中播下和平的种子。我注意到，在这所学校内挂满了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的照片，法国青年看后只会激起对德国的仇恨之心，我建议法国耶稣会在这儿和其他学校内换下这些照片。”他的发言博得了长久的掌声。一次我在一个旅社内和一个法国青年讲应对德国人民友好，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我说：“将来我们都要去天堂，会永远在一起。”他回说：“天堂上有德国人那我不去天堂了。”可见法德人民之间仇恨之深。幸而第二次大战后法、德、意出了三名伟大的政治家，德国的阿登纳，意大利的加斯贝利，法国的舒曼，他们主张法、德间应消除仇恨，彼此友爱，先来煤铁共管，资源同享，以消除挑起战争的根源。他们认为战争实际是由资本家的贪婪、争夺资源、控占市场而爆发的。为此签订罗马条约，逐步发展成今天的欧洲共同体公约。现在欧洲共同体人民之间没有仇恨，法、德人民友好相处，战争发动不起来了。
会议后曾在上海传教时任巴黎省耶稣会传教部主任的赖神父DELALARGERE来找我说他新买了一辆汽车需要磨合，问我是否愿意与他一起旅行，我当然愿意，于是乘了他的汽车，访问了EVREUX,、ROUEN、TOURS、LEMANS、LAVAL、POITIER等城市，参观了许多大教堂和耶稣会办的学校。LAVAL有耶稣会初学院，见到了两位认识的人，一位是养病的老神父，姓廖，外文名ALLIAUME,曾在上海横沙岛上当过多年的本堂和徐汇大堂副本堂，他身在法国心在中国，希望病好后再回上海。另一位是个青年，名DEMARGERIE，震旦大学法学院毕业，他的父亲曾是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当上海还有法租界时，总领事权大，此人是名不进教堂的天主教徒，其夫人极虔诚，我没有想到这名青年会进耶稣会的。两人见了我十分高兴，这名青年后来又偷偷去苏联传教，2003年死在巴黎。
汽车在法国西北部走了一圈回到巴黎，我再去凡尔赛，那儿有８名要求去中国传教的青年会士在读中文，教他们的是两位ORATOIRE会的修士，一位姓吴，江苏苏州人，一位姓黄，安徽人。他们两人爱唱京戏，爱拉胡琴，每天晚上给我们唱几段，他们原是共产党员，在党内的地位很高。蒋介石1927年4月大规模反共时逮捕大批共产党人士，因他们两人家境富裕，父母送他们到法国避难，先在里昂大学念书，接触到耶稣会士后，他们抛弃了马列主义，改信了基督领了洗，他们请DELUBAC神父为神师，他们决心弃家修道终身宣传福音，他们想加入耶稣会，吕神父认为根据他们的个性参加ORATIORE修会更适合，他们成为该会会士，后成为神父。黄会士把《老子》译成法文，是我知道的许多种译本中，最贴切原意的译文。我的一位好友R.P.GOLLIET也是该会会士，我建造光启培训中心时他捐了巨款，他不愿留名，只说：“用以纪念吴、黄两位中国会士。”1951年我回国前又见到他们，他们说和刘少奇、周恩来等是朋友，他们回国一定没有问题，今日想来他们如果回国，一定作叛徒、特务处理，关进监狱，受尽折磨而死。
在凡尔赛学中文的会士中，大多数去了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一位名叫LE-GOUVELLO的去了台湾，死在那儿，其余回法国，其中一位名叫BEAUCLHAMP的成为著名的圣经学家。
10月16日我和朱树德神父离开巴黎去里昂附近的巴莱慕尼亚PARAYMONIAL的高隆汴会院报到，开始卒试。卒试顾名思义，指的最后一次的实习、考核，耶稣会所独有。耶稣会入会初试即初学两年，两年后可发初愿，此后读书，文、哲、神学等，圣神父后有一年的卒试，也称第三年初学，卒试后可以发终身愿。训练期结束，成为正式会士。
巴莱慕尼亚是一座小城，因耶稣圣心在那儿发显给往见会修女玛加利大而闻名，吸引许多女修会来此设了分会，吸引许多教友来朝圣，成为著名的朝圣地。
已报到的有30余人，其中来自美国两人、黎巴嫩一人、埃及一人、巴西一人、阿根廷一人、中国两人，其余都是法国人。我2003年去法国访问时了解到他们都已蒙召归主，只有我一人尚留人间。神师即导师为一位老神父，名VERNY,已70多岁，第一次大战时失去一臂，他大半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度过，曾在耶稣会办的圣若瑟大学担任教务长多年。他爱黎巴嫩，讲课时不断提他在黎巴嫩的经历，经常讲黎巴嫩的美丽，和当地人民的和谐，殊不知现已沦为不断发生战争的地区。
卒试专务神修，每隔一天，神师神父向我们讲神修课，并诠释耶稣会会规。加强神业功夫，多做默想、祈祷、多阅读圣书，最主要的是做一个月的圣依纳爵神操，又去堂区讲道40天。这40天院内无人，朱树德利用这段时间去巴黎到巴黎大学听课写论文，神师派我到里昂耶稣会神学院去。
该神学院位于里昂城外FOURVIERE小山顶端处，离著名的无原罪始胎大殿和总主教府很近。当时的神学院充满活力，云集许多有名的神学家如DELUBAC、BONSIRVEN以及FONTOINON、GANNE、DURAND、RONDET等，他们主张神学应回归泉源即圣经与教父，用现代人的语言表达犹太、希腊所传下的基督原意。FOURVIERE神学院的影响极大，使传统的神学家们感到恐慌，他们的揭发、告密信件不断的送到罗马。凡有团体，即有打小报告者，领导们也往往喜欢听小汇报，古今如此，中外也如此，无例外。耶稣会总长派他的亲信，同是比利时人DHANIS神父作为巡视员视察法国耶稣会的两个哲学院、两个神学院，尤其以FOURVIERE神学院为重点。其结果就是1950年教宗比护十二世发表“HUMANIGENERIS”（人类）通谕，随后彻底改组FOURVIERE神学院的教师队伍，把原有教授调出，调进一批保守派的老师。
我在神学院院方安排我住在DELUBAC神父旁边一室，我有机会和他长谈，受益匪浅。他在里昂大学教书，教授宗教学。他领导一批青年成为他们的指导司铎。他和DANIELOU神父合作出版教父们的著作，称为“基督教泉源”丛书，销路很广。DANIELOU后任巴黎天主教大学校长，又升为枢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男子应征当兵，工厂缺少劳力，中国北洋政府输送了许多中国青年去支援，使工厂得以继续开工，维持生产。庚子赔款协议，法国政府退还一部分款项，中国方面在法国里昂办了一个中法大学，一时里昂华侨特多。耶稣会在里昂创办一个“中国侨民之家”的小机构，为华侨服务，星期日我去服务。我很佩服劳工中的一名青年，温州青田人，他家极穷，文化程度也不高，但他决意闯天下，挎着一篮青田石，一句外语也不懂，却从温州出发经东北，经西伯利亚，经乌克兰、波兰、德国直到里昂。几年后他娶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姑娘，开了一个不小的店铺，专卖皮件，温州人真了不起！
有人告诉我，离我们会院不远处有一座著名的苦修院（TRAPPISTS）名叫七泉院，院规极严，会士入院后终生不出院门，专务祈祷和劳动，天天唱大日课，半夜也需要起来集体祈祷，严格守默静，只和天主交谈。解放前在我国河北省杨家坪和正定有这种苦修院，我的两名同学在那儿赞美天主，一位叫朱似碧，是上海青浦蔡家湾人，一位姓尤，名钟杰，上海若瑟堂教友，我很钦佩这类苦修士。一天，我向导师请了假，去七泉苦修院祈祷，接待我的修士很高兴地告诉我，修院中有一名年轻的中国修士，叫他来陪你，很快来了一个很英俊的青年，他说的一口标准的巴黎口音的法语，但他不会讲中文。他自我介绍说，他名叫王川，他只会写这两个字，姓王即三横一竖，名川即三竖。他父亲是国民党的外交官，母亲姓张，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的女儿，他父亲原本在巴黎国民党大使馆任职，调去南美洲时把幼小的王川寄养在一个法国友人家中，于是他只会法文，不会中文。大战结束后父母来看他，不懂法语的父亲，只能通过懂法语的母亲作翻译来交谈。他在寄父、寄母家中看到圣女德肋撒的灵心小史,大受感动，皈依了天主教，毕业后经过思考、祈祷，决定弃家修道选择最严格的苦修院，终身为全人类祈祷做苦工，他离开巴黎冒险越过德国占领区的分界线进入维希政府控制的地区求进七泉修院。我们交谈甚欢。我回国后一直和他保持通信，直到我被捕入狱止。我联想到吴经熊博士也因阅读灵心小史而皈依天主教，圣女小德肋撒不愧为传教主保。
在卒试院时，导师邀请有名的神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来院里讲座，许多名人的报告我都记不得了，但一位耶稣会工人司铎的演讲却深深打动我的心，迄今未忘。这位神父年龄40左右，中等身材，方方的脸，穿着一身工人衣服，滔滔不绝向我们介绍他的圣召，他说：“过去，法国是以农业立国，教会扎根于广大农民之中。每一个村落，中心是教堂，旁边有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另一侧是公墓，教友们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然后去教堂念经。所有的人都是出生后在圣堂领洗登记，幼年、少年在教堂的学校念书，大了在教堂内领受婚配圣事，死后埋在教堂的公墓内，教堂是农民生活的中心。有事去询问本堂神父，有纠纷本堂神父为他们仲裁。千百年来一直如此。工业革命了，城市开了工厂，农村的多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也没有自己的房屋，挤在资本家为他们盖的简易棚房内。他们也脱离了教会，脱离了本堂神父。资本家残酷剥削他们，却又无人出来保护他们，替他们说话，他们心中滋长了孤独和仇恨。孩子们没有人照顾，受不到教育，两三代下来工人们失去家园，失去宗教信仰，成为工人阶级，沦为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农民人数逐渐缩小，工人队伍不断扩大。他们与贵族、与资产阶级、与教会对立，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这位神父说，过去的主教院长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更多想到的是为富人服务而很少为穷人服务。200年来，教徒人数少了，无神论者多了，无产阶级中没有教会存在。教会必须对无产阶级进行福传工作，不要只在工人以外福传，而是要深入工人，以身作则，重新福传，于是掀起了一个工人司铎运动，司铎不应养尊处优过资产阶级生活，而是要成为工人，和工人一起劳动，过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人才会接纳你、才会听你、信你、才会再做基督徒。他说，工人司铎的生活很艰苦，住的是一间小屋，没有像样的家具，你生活豪华了，工人不会理睬你。吃的不能超过工资的收入，穿的是厂方发的工作服，或从市场里买的最廉价的衣服，别的工人8小时后可以回家休息，对我们来说工作才开始，访问工人，帮助穷人，我们应抛弃华丽的辞句，文雅的举止，而学会朴实的语言、粗犷的性格，使工人接纳你，不认你为异类。他说，有一次，一名工人在垃圾洞内捡到一只死兔子，烧了请他去吃饭，他必须与这名工人一样高兴地欣赏这顿美餐。久而久之，工人司铎和工人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利益。工人司铎也加入了工会和工人们一起和资本家斗争，一起抗议、一起游行，有的也遭遇到警察逮捕。上世纪40年代末，工人司铎运动日益博得工人阶级的欢迎，但也引起资本家和上层社会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批工人司铎，不务正业，惹是生非，有失司铎的尊严，揭发的信件又飞向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也表示出否定的意见，巴黎大主教特去罗马拜见教宗，为工人司铎辩护，但教宗不听这位主教的意见，下令禁止司铎再去当工人，这个蓬勃发展的运动就此夭折了。有一些工人司铎，不愿离开工人，继续当工人司铎，但也是少数而已。很多人为后继无人而感到惋惜。我心中深处向工人司铎致敬。
过了复活瞻礼，我回到卒试院。一次我被邀到一所女子中学作报告，介绍中国教会，事后一名妇女带她的女儿来院找我的神师，说她的女儿听了我的报告后，决定将她历年来的积蓄约1000美元捐给中国教会，我十分感动，这女孩名叫德肋撒。我也被邀请去MACON、CREUZOT（邓小平曾做过工人的城市）AUTUN大修院等地介绍中国。在SAINTEFOY堂区，一个小孩子名叫RAPHAEL，CANNARD给我写信说他一直是一个顽皮的小孩子，不用功读书，听了我的讲道后决心做一个好学生。我和这两名小朋友一直保持通信，被逮捕后失去联系，我一直想念他们。我在巴莱玛尼亚时多次被派往堂口帮助做弥撒、听神工，我更了解小城市和农村的法国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