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狱中生活 有朋自远方来
    这期间我收到荣德先寄给我的一本最新德文字典,我翻阅一下内有我的朋友GEORGMEISTERMANN的名字,说他是著名的抽象派画家。我很高兴他已出了名,但字典上没有他的地址,我只知道他是SOLINGE地方人,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信封上只写德国SOLINGE市G.MEISTERMANN收,他居然收到了,可见他的知名度,其实他已离开故乡,迁居科隆。但我第二次去信时,信退回说查无此人。其中是否有天主的安排,特意派他们来照顾我,我认为是天主上智的奇妙。一个月后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他们一直怀念我,他又说,曾耐心教我德文的女儿DONATE患了癌症已于1968年去世,遗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已长大。又说他妻子正在埃及,待她回来后准备到中国看我,一个月后他夫人也来了信,说打算跟一个旅行团来中国看我,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来信说已定了,过两个星期跟瑞士一个旅行团到北京。我向邹远汇报,邹说:“怎么?好不容易把你的社会关系搞清楚,怎么冒出德国人来,不准。”我说:“他们是著名人士,专程来看我,不让看,恐怕不妥吧。”他说应向上级汇报,邹后来说,公安部政保局副局长刘钧同意了,但当时保定尚不是开放城市,外国人不能去保定。他说:“你去北京和他们聚三天吧。”我先到北京,邹远向我上了一课,详细交代我应该注意的事项。刘钧接见我时却说:“接待外宾,应落落大方,自自然然,不必拘束。说真话,他们了解我们,问你的过去,实话实说,问你国家情况不要说得太好,说过了头,人家反而不信,你有民族气节,我信,你不会把国家事情说得坏,放心!我信你。人家给什么,客客气气收着。”我觉得刘钧这个人水平很高,很佩服他。

    他们到的时候我去机场接他们,整整30年未见,一旦重逢,欢乐无比,他们紧紧拥抱我说,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打探你的下落,我们小女儿MONIKA曾在德国驻香港领事馆工作,她也想方设法打探,但都说无人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他们住在北京饭店,我说:“我只能陪三天。”他们说:“不行,我们不远万里专程来看你,你必须全程陪同,你的费用我们已代付了。”我向邹远汇报,他转告刘钧,刘说:“既来之,就陪之。”我去国际旅行社,请他们给我安排,他们一口拒绝,说不能,一路上的机票,车票,旅馆房间都已订好,不能追加。我向画家夫妇说了,他们说我们自己去讲,他们两人和瑞士旅游公司的领队和我一起去国际旅行社,接待的人见是外国人来了,就站起来笑脸相迎,说:“这事好办,我们通知各地旅行社增加一个名额就可以。”

    他们带给我一个打字机、一架收录两用机、一块够做一身西装的高级衣料、一个古老的十字架、一本德文拉丁文对照的弥撒经本,他们想的很周到,我欣然收下。在北京时,张伯辰在北京烤鸭店宴请了他们,他们很喜欢她,以后来信也总是提起“毛毛”(伯辰的小名)。

    第四日我就跟他们的团出发,先坐火车到南京,坐的是卧铺,我过去坐火车总是买硬座的。在南京玩了两天后又去无锡、苏州,到了上海,住在上海大厦。当时这类宾馆只接待外宾,我在走廊里时,一个服务员很不客气地对我说:“你在这儿干吗?快快离开!这儿是你待的地方吗?”我把房间钥匙给他看了,他才不出声。友谊商店也不让中国人进去,我想,我小时,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挂了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感到奇耻大辱,怎么解放多年,又回到外国人统治的情况呢?我大惑不解。我离开上海20多年,走在大街上感到上海面貌一点儿也没有变,没有什么新的建筑。在上海时,荣德先在静安宾馆宴请了他们,他们特别喜欢朱兆庆,说她就是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女性。坐火车离开上海到杭州,从杭州去广州乘飞机,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

    在广州参观了两天,临走前夕,他们到我房间里来,郑重地对我说:“我们见到了你,放心了,我们想你的国外的亲友,尤其是你参加的耶稣会会士也一定会高兴,回国后我们会去罗马耶稣会总院告诉他们你的近况。”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我被捕后一直怀念耶稣会,为全世界的耶稣会会士祈祷,我也深信耶稣会不会忘记我,一定在为我祷告。他们又向我说,你的脸色不好,肯定营养不够,你穿的太寒酸了,我们决定每月汇给你200元,专为你添置衣服,增加营养之用。汇寄你人民币还是马克?我谢谢他们,说还是人民币好。回去后他们每月准时汇200元人民币。当时一个科长月薪才50来元(茅台酒每瓶8元),我变富人了。末了他们拿出2250元外汇券说,他们回国后这些也没有用,拿去用吧,我收下。送他们到广州车站,他们去香港,他们紧紧拥抱我,要我自己保重身体,我含泪看他们的火车驶出车站。他们已为我购买了回上海和从上海到北京的机票。我飞回上海想探亲访友,先后在荣德先、翁方滢、朱兆庆家里住几天。我想去见朱洪声,告诉他应该谨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民政府的掌握之中,但朱拒绝见我,我很失望。陈云棠在他的侄儿家见了我,并请我吃了饭。其间,香港来了耶稣会负责人,要和朱洪声、陈天祥、陈云棠、蔡忠贤等人谈话,他们找了一家自认为极可靠的友人家中开会。据说,会开完,会谈的录音带就送交公安局了。隔了两个月朱洪声等人被捕。有上海教友说,金鲁贤这个叛徒,来上海刺探了朱等情况出卖了朱等人,导致朱被捕。我又蒙不白之冤。朱有一个习惯,凡来信都编号登记存档,凡写出去的信必自抄一份保存。逮捕时这些信件由公安部门搜去。凡和他有关系的人重点审查,甚至被捕。事前友人劝朱小心,他回说:“放心!共产党不敢碰我。”他够疯狂的了。

    陪德国友人的15天,是我27年中天主赏赐我的又一大恩宠,这也对我的下半生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下卷将提到),我感谢天主。

    在上海时,由袁思德神父的妹妹袁思贞陪着,去佘山朝圣,中山堂已开放,山上大堂仍被他人占用。回到北京,刘、邹接见我,我把经过简要汇报,我的外汇券说要上交,邹准备接,刘阻止说:上交什么?给你的你自己用吧,我很感激刘。

    回到保定后,我为对我很好的赵、宋两家的女儿买了三辆凤凰牌自行车(每辆150元外汇券)报答他们,他们说,骑了凤凰牌车在街上飞跑很是风光。当时81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不久,我收到画家的来信,在信中他说,他们兴冲冲地专程去了罗马,要求见耶稣会总长,总长叫他的助手JOSEPHPITTAU接见他们,这人厉声说:“我们不愿听到金鲁贤这个名字,他在监狱中投降了共产党,是名叛徒……”我读了此信,心如刀割,友人们不远万里来探望我,耶稣会居然这样对待我!我只能向天说:“天主,你是全知的,你知道我,我相信你,众人抛弃我,您决不会弃绝我,您是最忠诚的,我信您。”

    期间,公安部把我们20几名翻译员转成干部,每月工资调整,我从50元上调为70元(我们仍属邹远管理)。德国画家真的每月汇来200元,这样我每个月就有270元的收入。我添了新衣服,每月买些零食,尤其是蛋糕与巧克力糖,可惜好景不长,进一步确证我有糖尿病,已相当严重,小便4个加号,不准再吃甜食,大呼奈何!医生开了病假,让我半天工作半天休息,日子也过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