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会议
    传信部很早就想召开中国教务会议,但是,这项盛举一直未能如愿以偿;召开会议是我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我一到中国,便着手筹划。

    一九二四年初,我即将会议的议案分寄给全中国教会首长,并定于是年五月十五日在上海召开会议。

    这次会议称为「全会」或称为「国会」;「全会」意义稍嫌狭隘,「国会」于法无据。圣座(批准该会议)简捷地命名为「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 Primum Concilium Sinense」。

    议案寄出以后,有一位主教微笑地对我说:「大会已经结束了……」「没有,主教,这不过是议案吧了!」

    我无意在这里讨论这次会议,会议纪录已正式公布,而且出过二版,附有解说文件,至于会中的辩论是秘密的,不许可公布。

    我只想从另一角度来观察这会议,叙述当时的一些观感、与可敬的各位教长在教宗名义下同聚一堂的盛况。到会的计有主教四十二位和监牧五位~其中二位是中国籍、苦修会院长、及其它十三个传教区代表;此外还有在中国传教的各修会代表及中国神职界代表多名。

    我个人自觉卑微弱小,在各位可敬主教前实在感到惭愧,我个人固然微不足道,但他们对宗教代表仍然敬重有加,给我很大的鼓励。这些主教和传教士,来自全国各地,分属于欧美各国,而且还有能干、显赫的各修会团体代表。

    教会的历史,包括中国教会历史光茫万丈,我在这上面看到了这些宗徒们的活动背影:不但是他们本身,在他们后面还有他们的修会、中国传教区、他们的前驱~其中甚至还有为道殉难的英烈。

    这次会议几乎包罗了世界各民族各语言的代表,更觉隆重,尤其伟大之处,就是这次会议给未来中国传教史开辟了活跃的总纲。

    在教会生命史上,由于共融,得以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我清楚地看到教会在空间及时间上的真实特征: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教长们说着不同的言语,拥有不同种族的面孔、肤色,穿着不同的会服。但是他们一心一德,同一目标:与教宗一齐工作,在教外人中传扬基督的神国,他们具有宗徒们的胸怀以及传教士的雄心。在上海各修会办事处和主教公署里,他们说着法、英、德、义、班、中…各种语言,但在会议厅中只说拉丁文。在会议厅门口还是私人身份,一进会场,就只有传教士身份了!

    教长中有些现在已经逝世,其它的也要一一地逝去,但是,会议成果仍然存在,我们好像建造大殿的谦卑的工人,工程师供给图样,每个工人便分工建造。我们的工程师是教宗。工人逝去了,大殿仍然屹立不摇。

    不管怎么说,现在传教区有了一个共同的方针,有了一部传教的法典,会议第四项「论传教工作」无异是传教方法的摘要,教长们对前途抱了无限的乐观,为此,会议给未来岁月带来蓬勃的朝气。会议闭幕刚过一年,革命就爆发了,其标语:「中国归中国人」。正好!会议已通过设立国籍主教的议案。会议上提到不但准许中国人爱国,而且更鼓励他们爱国,这本是基督爱的精神的自然流露,在时代的演变中有其永恒的价值。

    在我结束零星的观感前,还有三件事要特别提出:

    一、上海耶稣会士热诚的招待,是透过Payen及Flament两位顾问神父的特别协助,他们两位敬主热诚、经验丰富、精于法学。

    二、会议不受外界任何影响。

    三、受到中外行政官员的礼遇,以及上海教友的热情招待。

    在会议上一切应用物品、徐家汇大堂各项礼仪、以及代表们的聚餐等等事项,都由耶稣会士提供,真是大方殷勤,不失地主之谊。我每每回忆到上海会议,就会出现庄重慈祥的上海代牧姚主教,当时他是南京代牧。

    大家都知道,历来的教务会议,外界的压力往往会干预和困扰专心讨论宗教事宜的教长。我应当对中国政府及各国公使表示敬意,他们绝对尊重会议的自由,我们从来未受到外来的影响。各国公使为了对主教们的尊敬,只是宴请而已。

    在会议进行中,任何邀请,我都一概婉拒。我仅和全体主教、传教士们参加了上海教友的公宴,那是在陆伯鸿先生创办的若瑟医院所举行的。席间有上海督军胡丰林及其它教外来宾参加,他们举杯向教会致敬。

    我以圣伯拉弥诺为大会主保,徐家汇圣堂大祭台上面供着他的像,我确信这位大圣师祝福了我们的辛劳。就像他在世时,对中国教会曾在罗马出过力,这样他在天上仍然继续作他爱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二月在徐家汇大堂举行隆重的闭幕礼,教长们一一到祭台上签署会议文件。

    一年以后,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四十余中国人民惨遭屠杀。

    星火撩原,一经爆发,全国各地青年激烈响应示威。同时广东也正准备北伐,随着连年战争遂起。如果我们不在一九二四年召开会议的话,以后几年内势难召开。这可以看出天主上智的安排,万事均勇毅而顺利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