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之行
    如果让我选择,我是宁可坐在书桌前翻阅图文并茂的名胜古迹,也不愿长途跋涉亲自走访这些伟大的景点的。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种说法,对我似乎不起什么作用。原因何在?大概不能全部归咎于懒惰。

    我是务实的人,不做没有把握的事。若要前往某处旅游,一定要好好准备,就其地理环境、历史背景、文化特色,研读相关材料,务必要使自己产生熟悉感,以求到了现场可以很快融入其中。若非如此,则设法在一个地方居留数月,从生活中的细微末节去体认异国或异地的独特风味。我最近即将在天下文化公司出版的 【那一年,我在莱顿】,就是荷兰之旅的结晶之一。

    眼看着千禧年接近尾声时,心中盘算的是廿一世纪的新生活策略,就是减少演讲的奔波与劳累,认真念些书与译些书。正在此时,竟有机会赴罗马一趟,实在让自己都觉得诧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国驻教廷大使戴瑞明先生是一位勇于任事的外交人才。目前我国在欧洲设有大使馆的只有教廷。教廷是天主教的总部,带领全世界八亿信徒,而其所占之地只是罗马市的一隅,只是一座城堡而已。戴大使在教廷是 「中国」大使,因为教廷向来把两岸看成一个中国。名义上如此,实质上担任此一大使职务者依然不易推展工作。譬如,你若公开宴请各国大使,则该国若与台湾没有邦交,通常都会婉拒。理由很简单:保持距离,以免得罪中共。

    戴大使于是联络几位态度较为超然的大使,共同发起组成「亚洲大使团」。这个团体的活动是促进文化交流。 「文化」一词在梵蒂冈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沟通符号。教宗的文告里就充满了文化意涵,所谈的常是各文明、国家、种族、社会的和平、友爱与共同福祉。那么,亚洲各国不妨提供积极的建议,至少可以各就其文化背景来呼应教宗的理念。

    亚洲大使团于一九九八年成立;九九年召开第一届研讨会,主题是「文明间的对话:走向和平与团结之路」。代表我国发表论文的是沈清松教授。两千年召开第二届,主题是: 「文明间关于人权的对话」,由我代表提出论文。这两届会议各有三篇论文,我国皆不缺席,由此可知戴大使如何勇于任事了。兹以我自己为例说明。

    像我这么排斥旅行的人,究竟是怎么被说服去开会的呢?戴大使很有耐性,先后传真五、六份资料,打了六、七通电话,告诉我他是如何构想整件事的,讲到最后让我觉得好像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若是还执意拒绝,简直是罔顾民族大义了。一冲动就答应了;一答应就后悔了。试想:会议订于十二月中旬,年关将届,学校尚未停课,并且立即就须准备一篇英文论文;然后,在约定的日子,一星期之内要搭乘来回卅四个小时飞机,而上场发言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五分钟。

    大使为了增强我的动机,预先传真一份行程表,意思是我在会后可以参访名胜古迹,包括庞贝古城,那坡里,苏连多,罗马四大教堂,佛罗伦斯,百花大教堂,梵蒂冈博物馆,西斯汀教堂等。哲学系的两位助教看到这份传真资料,不禁羡慕之至。我心中想的是:到时候再说吧!如果太麻烦就算了。

    我的猜测并没有错。我抵达罗马的当天晚上就是举办研讨会的时间。又要调整时差,又要准备英文讲词,实在很辛苦。第二天,大使馆的丁秘书带我拜访梵蒂冈中文电台,不仅得遇卅年前的学长江国雄副台长,而且接受一连四集的访问。第三天上午,丁秘书带我拜访罗马大学汉学系马西尼教授;下午再转到传信部「信仰」通讯社与社长晤谈,并承他邀请写一有关孔子人生信念的小文章,列入大陆的通讯稿中。第四天起应该是轻松的旅游计划了。戴大使以他一贯认真的表情说:「我们会找旅行社,安排你参加固定的旅行团,有英文讲解的导游。这些外地每天来回大约六、七小时。」我听他这么说,自然露出尴尬的笑容,心里想的是「Give me a break!」饶了我吧!

    幸好,大使口中的旅行社负责人,正是我卅年前的另一位学长蒋廷信。廷信与我情同手足,知我甚深,早就提醒过了丁秘书,说不必担心为我安排旅行的事。我既然来到罗马,达成了既定的任务,接着应该让我自在一些了。我的要求很简单,只有两件事:一是去梵蒂冈旁边的圣物商店,买一些精美的圣像,以便分赠亲友;二是开车绕行罗马一圈,对各个古迹行注目礼。

    离开罗马前夕,大使约我晚宴,被我婉拒了。那几天与亚洲大使团等人的数次宴会已经无可挑剔了。我选择与老友相聚。蒋廷信于是约了江国雄与姜仁棠一起请我,可惜江兄另有要事。姜仁棠也是我卅年前的学长。这顿饭真是很有兴味,大家谈的是昔年趣闻,穿插着许多老朋友的消息,情绪时而感慨,时而欣喜,时而怅然。卅年实在不是一段短的时间呢!能与老友欢聚,使我的罗马之行画下完美的句点。当初我在考虑要不要接受邀请去罗马时,心中也曾闪过 「可以见见老友的念头」。后来才发觉,对我而言,这个动机其实是更重要的,是值得我长途跋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