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教会的情形
    背景:

    1900年的义和团倡乱,引起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战争很快就以清政府的失败而结束。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清政府向八国赔银4亿5千万两,分15年还清(带息共9亿8千万)。此时的清政府才完全意识到了西方列强的进步和自己的落后,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

    1905年西太后宣布废除旧的科举制度,创立新式学校,派留学生到日本、欧美等国进修,派大臣到国外实地考察,寻求改革之道。便大清王朝腐败至极,已经无可救药。许多有志之士,满怀着亡国之痛挺身而起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清政府宣告结束,但是象中国这样的老大帝国,维新谈何容易。接着而来的十多年的军阀割据,1928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建都南京。但喘息未定,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八年英勇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安定,国共两党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内战,直到1949年为此,大陆在共产党的执政之下。教会也随之陷入非常状态之中,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

    一、 大学的建立

    1903年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了“震旦大学”(第一座天主教大学)

    1922年耶稣会士在天津创办“天津工商学院”,1948年更名为“津沽大学”并设有“北疆博物馆”

    1925年美国本笃会创办“辅仁大学”于北京,1933年转交圣言会管理。“辅大”设有三个学院、十六个系,其中医学最发达。(现为北师大的附属)陈垣为第一任校长。

    二、教友的发展

    20世纪初期,教会虽然受到不少骚扰,但总体来说,还是平安与进步的时期,教友数目倍增。

    1900年有教友72万。

    1911年有教友143万

    1921年超过了200万

    尽管教友数目增加很快,但是其中农民居多,对整个国家来说,还没有显著影响。

    当时,中国共有神职人员729位,外藉神职500多人,而且没有一位国籍神父在管理教务方面占重要地位,自从1685年罗主教以来至今没有国藉主教。

    三、雷鸣远神父

    教会在中国风风雨雨辛勤工作几百年,传教士们不惜一切代价地传教,为什么教会在中国不能根深蒂崮,是传教方法不对吗?还是有其它原因,雷鸣远神父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雷鸣远1872年生于比利时,18岁入遣使会,并立志到中国传教。

    1901年雷鸣远来到北京,当时樊国栋为北京主教,安排雷鸣远在北堂修道院中,一方面教修生拉丁文,一方面学习中国的四书五经。1902年雷鸣远在北京晋铎。

    雷神父圣神父后为天津总铎。他意识到报纸、杂志等为传教事业是非常有益的。于是他在天津了《益世报》和《广益录》二份报纸。

    随着时间的推移,雷神父观察到,虽然中国神父中德才兼备之士不多,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在牧灵岗位上任重要角色,他感到伤心。他主张“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

    雷神父也是中国“公教进行会”的创使人之一,他为了消除人们思想中错误的“洋教”观念。提倡人们爱国,爱国而且爱教。他反感法国的保教权,反对外国传教士干涉中国政治,鼓励产生中国主教,提议中国与教廷建立使节关系。雷神父于是受到来自法国的级大压力,被迫回到比利时。1926年再次回到中国。

    1927年雷神父创办若翰小兄弟会和德莱小姊妹会。他希望会士接受精神、技能、社会和生活四方面的培育。同一年他加入中国籍。

    1940年4月13日,雷鸣远神父与另外15位本笃会士被共党拘捕,其中12位被危害,雷神父后被救出,但受尽了折磨。6月24日逝世于重庆。临终留言“我为中国而生,我为中国而死”。7月18日国民政府明言褒扬。

    蒋介石的挽联: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 

    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

    雷神父的精神是“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他指出要复兴一个民族,首先应把“我”做好,没有好人,任何好的计划和好的工具都是图然的。

    四、“夫至大”通谕

    1919年教本笃十五为让人们能更好地了解教会的思想,颁布了“夫至大”通谕。为传教史开了一个新纪元。

    通谕指出:传教士应绝对避免谋求其本国的利益,否则便会使传教的努力完全失效。通谕再论到本地神职人员时,进一步指出,有些传教区域天主教已经传入了数世纪,而本地神职人员至今还居次要地位。因此给他们适当的栽培和教育实属刻不容缓。倘欲产生预期的效果,给他们的栽培不可只求其能做外籍传教士的助手,确当使他们在自己的民族中有接受、管理的能力。

    五、第一位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

    刚恒毅1876年生于意大利,1922年奉教宗比约十一(1922-1937)派遣来华,当他平安到达香港后才正式公开宣布了自己的驻华代表身份,并发表了“我的五项原则”内容如下:

    1、我的五项声明:

    A、“我的宗座代表职务,只有传教的职务,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B、“我尊重各国的权力,但我有我的自由,绝对不为任何外国政治的利益服务,我川人属于教宗,我不代表任何政府,我只代表教宗”;

    C、“圣座不干涉政治,有时政治走进了宗教的范围,圣座也偶尔办一点政治”;

    D.“圣座对于中国,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野心,西方列强的政治与圣座不相干,教宗热爱中国,诚心寻求中国的福利,中国该是属于中国人的”;

    E、“传教事业是为圣教会服务,圣教会在主教的人选上通常是选自各地教会的本国人中,外国传教士为传播福音不可缺少的,但几时传教士区内若有地方可以选择本籍神长来建立圣教会,外藉传教士既收获了自己工作的美果,便要退到别的地方,再去预备建立本地教会”;

    2、上海全国教务会议:1924年5月14日-6月12日

    刚总主教邀请名教区主教,各修会会长和中国神职界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会议共有五项规定:如下

    A、再次强调教宗本笃十五“夫至大”通谕的指示,严禁传教士干涉俗事和政治

    B、规定本地神职人员如果有资格不可拒绝他们担任任何职务,且希望尽可能早日实现由本国神职中选任主教;

    C、奉献中国教会于圣母;

    D、在中国各地建立14所大修院,为有志修道的中国青年提供完整而又高水平的神哲学教育;

    事实上从1924-1936年共开放了11座修院

    吉林总修院:东北三省

    北平总修院:全国

    宣化总修院:河北

    汉口总修院:两湖

    济南总修院:山东

    大同总修院:山西

    开封总修院:河南

    成都总修院:西南三省

    南昌总修院:江西

    宁波总修院:江、浙一带

    香港仔华南总修院:两广、福建、香港

    E、牧民方面,刚总主教鼓励中国教会改用中文经书,以促进教友对经文的理解。

    3、中国主教的祝圣

    1926年教宗比约十一世为贯彻本笃十五“夫至大”通谕的精神,同时也为了让中国人更容易地参加管理教会的职务,任命了六们国藉主教。他们是:

    湖北浦圻教区:成和德

    河北安国教区:孙德桢

    浙江台州教区:胡若山

    河北宣化教区:赵怀义

    江苏海门教区:朱开敏

    山西纷阳教区:陈国砥

    为了隆重起见,也为让普世教会更能明白他的用意,教宗愿意亲自祝圣他们。于是刚总主教带领他们六人起身前往罗马。1926年10月28日,伯多禄大殿装饰得金壁辉煌,六位中国神父在罗马的全体枢机主教、其它50位主教及全体驻梵蒂冈大使前,由教宗手中接受了主教的祝圣礼。这次祝圣的意义非常深远,它标志着中国教会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中国人有资格有能力来管理自己的教会。这是继罗文藻主教接受祝圣(1685年)后241年,中国人第二次圣主教。

    刚总主教1933年因病向教宗辞去驻华代表的职务,返回欧洲,至死未能再到中国。

    1952年他被提升为枢机主教 

    1958年去世。

    六、第二位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

    1、蔡宁总主教

    1933年刚总主教返回欧洲,随后辞去了驻华代表的职务。教宗比约十一世遂任命了蔡宁总主教为第二位驻华代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动荡不安,蔡宁总主教致函全国的主教们,嘱咐中国的公教人士,在抗战时应加强慈善和救济工作。于是各地的公教医院大多改为了战地医院、教堂变成了难民收容所。中国各地的教堂也遵照蔡宁总主教的指示为战亡者举行追思弥撒。蔡总主教也在汉口举行了大礼追思弥撒,蒋公派代表参加,交至函表示感谢。

    1939年,日本在华势力达鼎盛的时候。蔡宁总主教发表公函嘱咐中国的公教圣职人员,圣日本侵华保持超然态度不左不右。国民政府对这份公函表示不满,随后向教廷提出抗议,教廷答应详察此事。从此之后,蔡宁总主教开始在北京代表公署度隐居生活,不再参加任何政界典礼。一心管理当时有名的“司铎书院”。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蔡宁总主教到重庆参加庆祝典礼,国民政府为表彰公教人士在抗战中所立之功,特发勋章一枚给总主教。

    2、“司铎书院”

    1937年由蔡宁总主教一手创办。蔡宁总主教看到当时中国的情形已经不能再自由传教,于是想借机培养中国的年轻神职人员,使他们在国学和神学教育方面达到大学水平,为将来做好准备。

    司铎们在此度着团体生活,邀请辅大的教师到书院讲课,有时他们也到辅大听课。

    3、德日进神父

    德日进神父:著名考古学家,1881年生于法国,1899年加入耶稣会,1911年在巴黎晋铎,1920年在巴黎教授地质学,罗马教廷和法国耶稣会对他的思想表示怀疑。

    1923年德日进神父来华,并在中国度过了23年的学术生涯,主要在北京、天津一带工作。期间发掘北京周口原人遗址。

    1951年德日进定居美国。1955年去世。

    4、“伪满洲国”与教宗

    1932年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扶植傅仪建立满洲国。1934年教廷承认了“伪满洲国”,且委任当时吉林教区高德惠主教出任教廷代表,这件事令中国政府极为不满。但是教宗当时这样作,是从教会的利益出发,因为他不忍失去东北三省的教友。

    5、解除“礼仪”禁令

    从1645-1939年长达294年的礼仪之争正式结束,教宗比约十二于1939年正式解除“礼仪禁令”。

    七、几位中国教会知名人物:

    1、陆征详

    1871年生于上海。

    1889年在北京同文馆攻读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1892年随许景澄(任翻译官)出使俄国。

    1899年在莫斯科与比利时德培小姐结婚。(无子女)1911年正式皈依天主教会。

    1912年回国任国民政府外交总长,兼国务院总理。

    1917年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之后辞职隐居瑞士。1926年妻子在瑞士去世。

    1927年大比利时入安德肋隐修院(本笃会),利用九年时间学习神学,险些放弃。

    1935年由刚恒毅手中领受铎品。

    1946年有人建议教廷提升其为枢机主教。但因他年龄偏大(75岁)又不易回国,未成。于是教廷提升他为比利时圣伯多禄隐修院的名誉院长。

    1949年去世。

    2、田耕莘

    1890年生于山东阳谷,兄妹五人,排行老三,字骋三。

    1901年领洗入教,1904年进入修院,身体欠佳,记忆力又不好,曾被院长劝退。1918年晋铎,1929年加入圣言会。

    1933年任阳谷监牧区监牧,1939年在罗马由比约十二圣为主教。1942年青岛主教维昌禄去世(曾劝退田主教的院长),田主教调任青岛。

    1945年12月24日被教宗提升为远东第一位枢机主教,46年2月18日在罗马加红冠。

    1946年4月11日中国圣统治正式成立,全国划分为20个总主教区,田期刊耕莘调任北京任总主教,创办了耕莘中学(现北京39中)、上智编译馆和大修院。

    1948年北京解放时,田主教因眼疾正在上海就医。1949年4月11日田主教到香港就医,大陆已不能回,田主教本欲去台湾,受到教廷公使驻香港秘书的劝阻,于是定居美国芝加哥。

    1958年教宗比约十二去世,田主教回罗马参加选举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1959年被委任为台北总主教,60年3月到台湾。

    1962年到罗马参加“梵二”会议。

    1963年再次参加选举教宗保禄六世。

    1964年到美国募捐,同年向教宗辞职,未获批准。1967年田主教获准辞职。

    1968年去世,生前创办了“中华圣母会”。1969年于斌被提升为枢机。

    3、陆泊鸿

    1875年生于上海,知名企业家,拥有上海全部资产的七分之一。同时他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非常热爱中国的传教事业,为传教士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并热衷于慈善事业,创建医院与学校等。

    教宗于1937年封其为“袍剑爵士”并得教宗赐剑,称为“中国第一教友”。

    1937年12月30日被日本特务刺杀身亡。

    八、中国教会盛况空前

    1、圣统治的建立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教会再次蓬勃发展起来,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教宗比约十二看到这种情形,满心喜悦,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于1945年12月24日任命了田耕莘为远东第一位枢机。同年4月11日在田耕莘主教和陆征详的推动下,教宗宣布中国正式成立圣统治。

    全国共划分为137个区,其中20个总主教区、79个教区、38个代牧区。

    当时有中国主教29人,不可能完全管理中国教会,教宗又愿意提高中国主教的地位,就把三个最重要的总主教区委给了中国主教:田耕莘为北京总主教、于斌为南京总主教、周济世为南昌总主教。

    2、第一任驻华公使――黎培里总主教

    1946年12月28日中、梵之间互派公使,吴经熊为驻梵公使,黎培里总主教为第一任驻华公使。

    黎总主教到南京后,会见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受到热烈欢迎,并递交了国书。当时与梵蒂冈建交的共有92个国家。黎总主教周游中国各个教区,监督各个教区主教的就职大典,并下令每个教区选派二位德学兼优的修生到罗马深造。

    小结:

    从1900-1949年约50年间,天主教发展讯速,礼仪禁令被废除,又建立了圣统治。中国教会可说有着辉煌的前景。我们可以看以下一些数据:

    教友数目接近400万、教会大学3所、中学156所、小学2009所、就读学生32万、大修院11所、修生1600位、国籍神职2676人、外籍神职300余位、修女4000位、给60个国籍修会和大量国际修会、医院216所、诊所847间、育婴堂272座、还有50位真福圣人。

    回顾中国教会近40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说,传教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辛劳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经过他们的呕心沥血和不屈不挠地传播福音,中国教会已经开始成长起来,且不断地发扬光大,瞻望将来,中国教会大有前途。可是天意莫测,正当中国教会欲大干一番时,忽然一声雷响,大祸从天而降。中国教会刚刚经过了百年的迫害,现在又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共产党的无神论。真可谓刚出龙潭又入虎穴。中国教会如何面对这次阴险毒辣的打击,这是每个天主教徒,尤其是神职人员应常常反省的问题。

    附:玛利诺会

    1911年由华理柱(James  A  walsh)和派来斯(James  Price )在美国纽约创立。

    1918年第一次向中国派四位传教士,广东的江门、嘉应、广西的桂林、梧州、辽宁的抚顺为其传教区。

    1921年苦难会来华传教,主要在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