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岳神父的痛苦，只是夹着他的台钳的一边钳口，另一边就是医生。他自嘲说：「夹在两头猫之间的老鼠，此夹在两位医生之间的庇岳神父还要好。」但当庇岳神父发觉有些医生很介意他这话时，他便打趣地说：「至少老鼠还可逃跑。」
固然，他的圣伤不可能没有人发现：会友看见他走路一拐一拐，而他更拉下衣袍覆盖双手。当地的长上保利神父，硬要庇岳神父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他。他是首位听到20曰那天发生的奇事的人，他并把所听来的通知省会长。
首位替庇岳神父的伤口拍照的人，就是与他同住的加布遣会士普拉奇神父。9月30曰那天，他告诉庇岳神父，他得到保利神父批准，为他拍照，于是邀请庇岳神父到庭园去。他在衣袍里藏了一个预先对好焦的摄影机，并请庇岳神父交叉双臂。在庇岳神父还没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时，普拉奇神父突然掏出摄影机，迅速地拍了一帧照片。庇岳神父觉得很有趣，还照普拉奇神父的意思，一时低头装作虔诚，一时抱着小羊儿。
事实上，普拉奇神父根本不用命令庇岳神父摆姿势来拍照，那只是一些浪漫主义作者想象出来的。会友没有把他看成小神仙；加布遣会会院一切如常，并没因为有人得到圣伤而有所改变。
然而，省会长欲没对此事掉以轻心，他委派了巴列塔市医院院长，路吉·罗曼纳医生，替庇岳神父进行检查。在检查前，庇岳神父拼命尝试止血及使伤口愈合，但不成功；数月以来，他每周在伤口上涂两次碘酒，但此举并没任何作用。
罗曼纳医生在十五个月内，进行了五次检查。1920年11月，他提交了这份报告：
「庇岳神父左面第五条肋骨的位置，有一道很深、长7至8公分(约2又4分之三至3吋)、与肋骨平行的伤口：深是很深，但其深度却很难确定。此外，他的手有大量动脉血液：伤口边缘虽没红肿，但对些微压力也很敏感；手上的伤口均给深红色薄膜盖着，但没红肿或发炎。我用指头按他手掌及手背时，感到里面是空洞的：单凭这样按并不能确定(手掌及手背的)伤口是否连在一起，因为若太用力，便会使他剧痛。不过，我在早上及黄昏重复了这痛苦的实验数次，而我必须承认，每次均得出相同的结论。
「双脚与双手的伤口特征相同，可是，由于脚掌的厚度，故在双脚进行实验，效果很难如在双手进行时那么准确。
「我用了十五个月时间，替庇岳神父进行了五次检查：虽然我间中发觉那些伤口有点儿改变，但始终未能根据已有的临床病征将它们归类。」
1919年7月26曰，即罗曼纳医生开始调查后一个月，另一位医生也加入调查，这次是由梵蒂冈委派的。他就是罗马·皇家大学病理学教授阿米科·毕纳米医生，他以无神论者及实证论者自居，故此，他一开始，便否定任何不能以科学方法证明的事。毕纳米医生只探访了庇岳神父一次，便发表以下的古怪报告：
「病人身体状况正常。胸部及手脚的伤口，可能是由于他精神紧张，令活组织死亡所致。伤口的对称，可能是自我催眠所造成，并人为地以碘酊的酸性来维持；碘酊是病人自己涂的，纵然有些医生认为这不可能引致腐蚀性及刺激性烧伤。」
毕纳米医生认为其任务经已完成，毋须再进一步调查。他在庇岳神父双手涂上油膏，给他包扎，并着他几天内不要碰它们：他以为伤口会就此消失。为毕纳米医生来说，庇岳神父的事已告一段落。
罗马加布遣会的诸位长上，并不满意毕纳米医生的报告。1919年10月9日，他们委派了另一位医生乔治·费斯特，替庇岳神父进行检查。费斯特是位外科医生，也是罗马城中数一数二的名医。他身兼数职，其中之一就是罗马加布遣会总会院的主任医生及外科医生。
毕纳米医生的报告那么不象样，令费斯特医生感到出奇。他对毕纳米医生的论点，即双脚脚掌伤口发炎是不断涂抹碘酊所致，更感到愤慨，他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况且，庇岳神父给毕纳米医生检查后，已没再使用碘酒。
费斯特医生进行了检查后，这样写道：「在他左手手掌，约近第三块掌骨中间，有一圆形伤口，范围明显，直径稍大于2公分(约3／4吋)。」
接着，费医生详细描述「伤口是怎样给棕红色的痂盖着，那只是一般伤口上的痂。平时，血液一接触到空气，便会开始凝固，伤口也会逐渐愈合。但是，庇岳神父伤口上的痂，会从边缘开始脱掉，再向中心逐渐剥落；最后，整片痂掉下来，伤口又再流血，又再形成这种痂。」
费医生继续说
「我刚才描述的手掌伤口，范围明显，所以当我用高倍数放大镜检查时，发现四周的皮肤没有红肿、没有感染，更丝毫没有被击打的痕迹。
「从解剖学角度来看，那掌骨并没断裂：虽然中段稍扩大了，其它部分却没异样。就在左手手背，有另一伤口，形状和外观与刚才的类似，只是范围似乎较小，痂则明显较为表面；位置更接近第三块掌骨，故与手掌那面并不完全对应。右手手掌及手背的伤口，情况也是类似。检查期间，伤口不断渗出点滴的血。
「当我请他握着拳头，他不能完全收起手掌。他用尽全力，才能令指尖向掌心屈曲起来。
「我探访他时，为更容易观察他双脚的伤口，我亲自替他脱下袜子：我清楚看见袜子染有血迹。我看见在双脚脚背，正正第二条距骨的位置，均有棕红色圆形伤口，给软痂盖着，原则上跟我刚才描述手上的伤口同出一辙。或许这些伤口比手上的小一点儿，也较表面。同样，整条踮骨没有断裂，伤口四周的皮肤，也丝毫没有感染、没有红肿、没有发炎；还有，伤口也是不断缓缓渗出血水的。
「我观察到在双脚脚掌、与脚背相对之处，有另外两个伤口，每脚各一。伤口范围明显，与脚背的伤口完全相同，而且都是流着血的。
「我对所得的印象是那么肯定，若权威当局要就此事审问我，我将起誓回答及确认，我能读到或看到放在手后面的东西。」
「若直接按在伤口上，不论是手上或脚上的伤口，也不管力度怎样轻柔，总会产生剧痛。伤口四周也会感到痛楚，只是没那么厉害。
庇岳神父前私人医生的妻子威廉·圣圭纳太太，现仍居于圣若望·罗通多。她说她还记得庇岳神父在旧圣堂圣安多尼祭台举行感恩祭的情形：祭台后面有一扇窗子，每当庇岳神父举起双手，她便看见一束光线从那双手透过来。
费斯特医生不像毕纳米医生那样，来了一次便断症；相反，他决定再进行另一次检查。1918年7月15曰，他在罗曼纳医生及省会长陪同下，再次造访。
费医生一脱下庇岳神父的凉鞋，他们便立刻看见两只袜子底部，各有一点又大又圆、红而湿润的斑迹，那显然是血，而且只能来自伤口。很明显，那些伤口并非不断涂抹碘酒的结果，而是真确的、千真万确的伤口。
费医生继续详尽地驳斥毕纳米医生提出关于伤口肯定是碘酒造成的假设；费医生说，不断涂抹碘酒，肯定不可能造成红肿的圆形伤口与四周雪白肌肤之间的明显分界。
费医生说：「至于这些伤口是否真确，我倒有真凭实据；我保留了庇岳神父两只穿了很短时间的羊毛白袜，每只均有一片又大又圆、还是红色的血迹，血迹清晰可见，并黏有小血块。这些血迹与那四个伤口出现之处，互相吻合；那四个伤口分别位于：左脚脚背、右脚脚背、左脚脚掌、右脚脚掌。」
关于庇岳神父肋旁的伤口，费医生写道
「在左边胸部，就是最后那个伤口，形似倒悬的十字架。垂直部分长约7公分(2又3／4吋)，约由第五条肋骨开始，向肋骨的软骨边界倾斜而下。十字架横向部分长约4公分(约1又1／2吋)。横向部分并非以直角与垂直部分相交，而是倾斜地在垂直部分上端对下5公分(约2吋)与之相交。横向部分好像分散开去，越近下端，便越毕直。
「十字架形状只属外表而已。横直部分各宽约1公分(约1／4吋)，颜色跟其余几个伤口类似，中央部分给一片小薄痂盖着。同样，四周组织丝毫没有红肿或感染。
这使她大惑不解。「不过，神父，我看见你用双脚站着：可是，若你不是用双脚站着，那你必定是在十字架上。」
他说：「到了今时今日，你才意识到这点吗？」
尽可能的话,庇岳神父会自己清洗伤口。不过，在去世前差不多三年间，他便要人帮助，奥诺神父负起了替庇岳神父清洗脚上伤口的恐怖任务。不过，很多其它加布遣会士，如阿莱神父、贝莱神父、莫特斯兄弟及朱西培．比奥神父(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来的比尔，马丁)，均曾贴身照顾过庇岳神父，而且不断有机会近距离看到圣伤。
庇岳神父去世前数月开始，伤口不再流血：从伤口渗出来的，不再是血，而是血清，就像体内血液经已近乎干涸。他去世前两个月，已完全不用再清洗伤口。在后面关于他去世的一章，将会交代他去世时伤口出现的变化.
1968年初的一个傍晚，阿莱神父如常协助庇岳神父上床休息。庇岳神父总是这样：躺下八至十分钟后，便会打钟叫阿莱神父回来。可是，那天傍晚，过了十、十二、十四分钟，钟还没响，阿莱神父感到不对劲。他去敲庇岳神父的房门说：「我可以进来吗？」
庇岳神父恳求道：「孩子，进来，进来帮我。」阿莱神父发现他上半身倚在床边，下半身倒在地上。他的手套，以及他原本藏在手套内的绷带，均四散在地上。
阿莱神父扶他到床上。接着，庇岳神父坐在床边，让阿莱神父替他清洗伤口。
阿莱神父告诉我说：「我看见他的伤口，而我只能就地取材，用那些藏在手套内的绷带清洗伤口。伤口约为一仙硬币那么大，而且很深，并给半凝固的血块盖着。」
阿莱神父继续说：「我匆忙把血抹掉；每次触摸他时，我也很害
怕。他双手手掌上的伤口，已给凝固了的血块完全封着；手背则还在流血，我便替他清洗。」
虽然这些亲身见证者讲及庇岳神父时，是冷静而低调的，但却掩盖不住他们对这位称之为灵魂之父的忠心。
庇岳神父举步维艰，显示其伤口是何等痛楚。其实，他是蹒跚而非走路；倘若没有那双特制的凉鞋，或许他根本不能走路。那双凉鞋状似鞋子，质料柔软，而且部分是布造的，是一班瑞士朋友送给他的礼物。
有一天，一位从印度来的男士造访庇岳神父，他对庇岳神父敬畏慑服，故一见他面，便立刻跪下。他以传统印度礼节，合上双手，五体投地，并触摸这位加布遣会士穿了长袜的脚：他不知道庇岳神父双脚跟双手一样，凿有未愈的伤口。庇岳神父不禁痛苦地大叫起来；他自己止了血后，便对这位出于善意的崇拜者微笑。
除了我们引述过其报告的三位医生外，还有一位医生，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庇岳神父的宝贵医疗资料，他就是朱西培·沙勒医生；他当了庇岳神父的私人医生有十年之久，也是圣若望·罗通多的市长。
我问沙勒医生究竟庇岳神父有否进行过血液检验，医生说有。我问他结果怎样，他说结果很多，藉词问我想知那一方面的结果，礼貌地婉拒了我这单刀直入的问题。
医生告诉我,他于1958至1959年间,在索利福医院进行过数次血液检验;他简化了结果,给我解释说:
「他的血液正常，红血球及白血球数量均属正常。神父生病时，其血液变化与常人无异。虽然他不断失血，却没贫血。别人以为他会贫血，甚至血液干涸。绝对不会!事实上，他的血液正常，唯一不明的就是伤口的性质，既非发炎，亦非感染；那些都是普通伤口，不是利器或枪击等所造成的。」
「那些伤口特别之处，就是没有普通伤口的愈合能力：它们的特征，为医生来说是重要的。医生有兴趣知道，究竟伤口正在愈合，还是不会愈合。庇岳神父的伤口，却不能归入任何解剖学类别，是独一无二的。」
我趁机问沙勒医生其它医学问题，例如，庇岳神父那弄破体温计的高热。沙勒医生依其个人观察所得，说：「他没病时，体温正常。有时候，基于种种原因，他发高热，体温升至摄氏38至39·5度(华氏]……至103.5度)。我本人从没见过其体温升至超过摄氏40度(华氏104度)。若你指其它人说体温计以前经常破裂，我则从未见过。」
最重要的，我问沙勒医生，能否以歇斯底里来解释圣伤的存在。沙勒医生立刻肯定地回答说：
「伤口决不是由于歇斯底里，也不是由于敏感，而是真正的伤口，但其原因不明。歇斯底里的人，绝不可能在自己的手或头凿出小孔。庇岳神父是个温柔恬静的人，绝非歇斯底里，故伤口的出现，与他的性情扯不上关系。那些是真真正正的伤口，而非敏感所致，也非刺伤造成。虽然他脸上的抓伤及疤痕，可能是他自己弄出来的，但圣伤却非他自己造出来的。」
我问沙勒医生对费斯特医生检查报告的意见时,他这样回应:「检查过庇岳神父伤口的三位医生中，费斯特医生最为偏激及最具批判性，其检查及测试也最严谨，亦颇充足：他所讲的，我没什么可以补充。他比我资深，要我评论他的报告，我总可加点意见，但大体来说，我跟他看法是一致的。」
沙勒医生特别感兴趣的，是庇岳神父从早到晚、风雨不改的肩负了五十年的惊人工作量，他不明白庇岳神父怎能忍受这种生活节奏。
另一件他不明白的事，就是从医学上来说，庇岳神父只进食少于一半维持生命所需的卡路里，还能支持得住。医生说：「庇岳神父平均每天进食约五百至六百卡路里，因为在我看顾期间，我在他咖啡内加了数滴威士忌或白兰地。然而，正常人每天最少需要一千四百至一千六百卡路里。」在加进那数滴白兰地前，他每天只进食约一百卡路里」
医生们估计，圣伤每天所流的血，约有一杯，有时甚至更多。然而，直至庇岳神父去世前数月，他从没贫血。从1918年起，伤口不再流血，而是渗血。血从没有止过，伤口亦从没受到感染，纵然那些深色羊毛袜子及手套很难称得上合乎卫生。
在公开场合能看到庇岳神父伤口的唯一机会，便是在感恩圣祭中，当他脱下露指手套。虽然如此，要看到圣伤也不易，因为他会尝试用会衣及祭衣的长袍尽量遮掩。可是，当他在感恩祭前脱下手套，凝固了的血块撒落在祭衣房的桌子上，人们便争相抢夺。我见过他伤口掉下来的痂，有超过八分一吋厚。
晚上，他会自己清洗伤口，然后穿上白色露指手套：到了早上，手套便浸满了血。
他日间穿的棕色手套,也是露指的.此外,他戴了一块从腰间到腋窝的肩带，绕着胸部，每天更换两至三次。这些物品都是平信徒朋友供应的：用完后，加布遣会士会把物品用胶布包好，储存下来，因为他们意识到物品为将来的价值。不过，间中也会有一只手套流落在平信徒手上。
很多年前，一份报章曾披露在圣若望·罗通多出现的谣传，说黑手党进占了那里，并用鸡血制造假圣血。然而，圣若望·罗通多的加布遣会士，完全记不起该报道有何真凭实据。
医生们也承认，他们对圣伤大惑不解。庇岳神父进行过两次手术，一次是为疝，另一次是为囊肿，手术后伤口均正常愈合；可是，圣伤却从不愈合，医生们对此亦无言以对。
第一次施手术，是于1925年10月5曰，即他永久得到圣伤后八年。以下是费斯特医生给我们详细讲述手术的来龙去脉：
「10月1曰那天，我在庇岳神父房内寒喧：忽然，这位心地善良的小兄弟打断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请帮我一个忙，替我检查一下，……这几年来，我间中感到剧痛，直穿透肠。近来，更痛得甚为频密，而且十分厉害。每次走上祭台时，我要格外用力支持自己，才不致昏过去。请替我检查，给我对症下药，减轻我的痛楚，好让我继续司铎之职。』
「我替他详细检查，发现他右阴部位有个人疝。······而且引起黏性腹膜炎；那是很痛的，并使他恶心及呕吐。
「当时，他的心脏、肾脏及呼吸道均很正常，跟几年前我和毕纳米医生替他检查时差不多。
「……我知道我能作的最好建议就是施手术，这位心地善良的神父不但没有烦乱不安，反而欣然接受我的意见。他只是说：『我实在太笨，之前没有想到找你替我检查：不然，可能早已求你替我施手术。』」
所有人均同意手术在会院里进行，因那时尚未有索利福医院。费斯特医生已于手术前一星期抵达圣若望·罗通多，他看见一位兄弟正在粉刷一所房间的墙壁，还跟他开玩笑说，把房间用作手术室也挺不错。费医生后来说：「我从没想过，那房间正是为庇岳神父的手术而预备的。」
费医生的一位朋友替他从罗马带来手术工具，安杰洛·梅勒医生也来辅助他；曾于战地医疗队服务的福图纳神父，也来协助。平信徒埃马鲁·布鲁纳，便在门口把守。
手术的一切均已就绪——只欠病人。那天早上，他忙着听告解，又唱了一台追思弥撒给加布遣会已亡的捐助者，更举行了圣体降福。最后，他于中午回到会院。
费医生说：「我们看着他很缓慢的走近；早上的不停劳累，以及疝和圣伤所引致的痛楚，使他脸色苍白。」
庇岳神父走进临时手术室，他坚拒接受任何麻醉。他挑战费医生说：「若你麻醉了我，我怎能阻止你检查我肋旁的伤口?故此，我不接受麻醉是有原因的。不用担心，当你完成时，你会发现我丝毫也没动过。」
费医生唯有给庇岳神父喝点本笃甜露酒，至少能减轻一点痛楚；庇岳神父便直接拿着樽子来喝。
医生劝庇岳神父说：「多喝点儿吧!」
庇岳神父回答说：「不，够了；不然，在我体内将要展开一场本笃与加布遣会的混战。」
手术接近两小时，其间，庇岳神父从没埋怨。费医生说：「只有一次，我看见两滴泪珠沿着他的面颊流下，他躺在那里呻吟着说：『耶稣，若我不懂应当怎样受苦，请宽恕我。』」
手术期间，房内各人均听到昆虫嗡嗡的叫声，便四处扑着去找它。
庇岳神父说：「那不是苍蝇，而是蚊子：在那里，就在那里，在窗子的角落。」他并指着它。
手术后，医生正在缝合伤口时，当地一位兽医亚历山·朱瓦医生，想要进来，但守卫布鲁纳坚决阻止他。双方便开始发脾气及互相对骂；庇岳神父听见争吵声，便大声叫道：「亚历山，若你想取代我的位置，你便进来，手术台仍是暖的。」
朱瓦一臉通紅。他也患有疝，但由於羞愧，所以從沒向人提過。
手术后，庇岳神父在搀扶下，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一进房，便倒了下去，不省人事，费医生立刻有机可乘。他承认说：「我承认在那期间，趁机研究他心上面的伤口，五年前我曾就此作过报告：据我观察所得，伤口的特征跟当年所见的，完全相同。
「为求准确报道事实，我必须补充一点，就是在上次检查时，在乳头下两吋盖着伤口左半部分的那片薄痂，已掉了下来。现在，伤口像是新的，呈鲜红色，状似十字架，并有短而明显的线条从边缘伸展出来。」
手术后四天，医生拆掉绷带，一切进展良好，没有出现红肿。他立刻拆掉部分缝线，其余的便在两天后拆掉。他说：「我认为他已康复。庇岳神父休息了一段短时间后，便以更大的活力，重新投入工作，一如以往，永不言倦。」
两年后，费医生再为庇岳神父施手术，这次是为他颈侧的一个囊肿；梅勒医生再次辅助他。费医生说：「我们已知道他怎么想，故我没有坚持为他进行麻醉。」
囊肿约有白鸽蛋那么大。手术连缝合伤口一共半小时，病人一直毫无反应：最后，费医生问他说：「你不痛吗？」
庇岳神父回答说：「当然痛。」
「那你为何不摇头或埋怨？」
「我摇头或大叫，为我有何益处？我只会令你尴尬，那你便需更多时间，而我便会更痛。故此，我不埋怨，只是为自己着想罢了。」
虽然手术后伤口还痛，庇岳神父却没休过一天的假。第二天早上，他如常举行感恩祭及听告解，就像没有事发生过。
费医生仔细观察庇岳神父的身体状况。他说：「就如上次疝手术后一样，五至六天内，伤口完全愈合，我便拆掉缝线。可是，在过去四十五年里，他手脚及肋旁的五个伤口，则从没愈合过，这事实为理性主义者、心理学家及歇斯底里专家，是个尚待解开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