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 第五章 人类大家庭的合作
53. 一个人所经历的最贫穷情况,莫过于被孤立。我们若细察其它形式的贫穷,包括物质上的贫穷,可知它们都是因被孤立、得不到爱或难于爱人所致。贫穷往往是由于人拒绝了天主的爱,由于人一开始就可悲地自我关闭,或妄自尊大,又或自觉微不足道且转瞬即逝,只是宇宙中一个偶然的“逆旅”。人若孤独自处,脱离现实,不再想到并相信有一个根源时,便会自我离间。[125] 全人类若只信赖人为的计划、意识形态和虚假理想时,便会自我离间。[126] 今日人类较诸从前似乎更为互动:这种彼此接近应转化成一种真正的共融。民族发展尤其基于人类四海一家的意识,大家合力成就一个真正的共融,一个由个人所组成的共融,而非纯粹生活在一起。[127]



保禄六世指出:“世界的问题是缺乏思想。”[128] 这话讲出一个事实,但尤其道出一个期望:我们应有一种新的思维,好能更明白四海一家的意义;全球民族间的互动,叫我们要开创新思维,好让这个整合行动的特征是团结互助,[129] 而非边缘化。类似的思想需要我们对人际关系方面,有一个更认真的评价。这任务并非社会科学所能独力为之,因为需要有形上学和神学等学科的贡献,好能清楚明了人性的崇高尊严。



受造之人因其灵性之故,要透过人际关系,才能实现自己。人越真实地活出这个关系,其自我也更趋成熟。人不能在孤身独处中提升自己,却要置身与人和与天主的关系中。这些关系因此变得十分重要。就民族而言,也是一样。为此一个人际关系的形上学理解,对人的发展大有裨益。在这一点上,理性在基督启示中得到启发和方向,明白个人不应淹没于人类团体中,失去自主,就如在各种形式的极权政体下所发生的;相反地,个人会受到更大的尊重,因为个人与团体的关系,是一个体对另一个体的关系。[130] 正如家庭团体不会埋没其成员,又如教会极重视那借洗礼加入这个生活身体内的每一位“新受造物”(迦6:15; 格后5:17),同样人类大家庭团体亦不会抹煞个人、民族及文化,反而使他们彼此更坦诚相见,更能求同存异。



54. “发展”这一个议题,也就是讨论所有个人及民族怎样彼此建立关系并被包含在人类大家庭团体内:这团体是基于互助精神的,而这精神的基本价值就是正义与和平。这观点从天主三位在唯一天主性体内的关系,得到重要的启发。圣三是绝对的合一,因为天主三位是一个纯关系。三位间彼此完全相通,互相紧密联系,因为祂们是绝对合一和绝对唯一的。天主更愿意把我们纳入这共融的事实内:“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若17:22)。教会便是这个合一的标记和工具。[131] 一直以来,人与人的关系也从天主这个典范获益良多。尤其在圣三奥迹这启示的光照下,我们更能明白到:真正的开放并不等于倾向离心的分散,而是深度的互相渗透。这也来自爱与真理的普遍人性经验。就如圣事所祝福的夫妇间的爱情,令他们在灵性上结为“一体”(创2:24; 玛19:5;弗5:31),并使他俩成为一个实在的人际关系上的结合。同样,真理也使人精神合一,思想一致,一心一德。



55. 基督信仰有关人类合一的启示,以一个对人性的形上学解释为前提,当中“关系性”是其基本元素。也有别的文化和宗教主张友爱及和平,它们对人类全面发展极其重要。可是也不乏一些文化和宗教态度,不完全认同爱与真理的原则,以致妨碍甚至阻止人的真正发展。今日世上某些有宗教背景的文化,并不教人致力共融生活,反而叫人离群独处,追寻个人幸福,只沉迷于心理欲望上的满足。此外,今日世上也衍生出许多不同的宗教派别,由小团体甚至个人组成,还有一些混合宗教,形成一股离散和缺乏承担的风气。全球化可能有的一个负面效果是助长这类混合宗教,[132] 滋长某些所谓宗教,把人们彼此隔离而不是使之相遇,更使他们与事实脱节。同时,有些古老文化及宗教僵化了,它们维持互不相通的社会(种姓),继续信仰一些魔术、不理会人的尊严,屈服于神秘力量之下。在这情形下,爱与真理不易立足,对真正的发展有害无益。



为此,虽然一方面,人类发展固然需要不同民族的宗教及文化,另一方面,它也需要适当的辨别。宗教自由不等于不顾宗教的区别,也不是把所有宗教同等化。[133] 辨别文化及宗教的贡献尤其为执政者是必须的,为能在尊重公益的前提下建设社会团体。这辨别工夫的基础是爱德及真理。既然这里关涉的是人及民族的发展,这辨别工夫该考虑到:某文化或宗教能否解放众人,并把全人类融合在一个真正普世的人类团体中。全人和全人类也就成了衡量文化及宗教价值的标准。基督宗教崇拜的“神,有人的面貌”,[134] 当然拥有这标准。



56. 基督宗教及其它宗教若要对人类发展作出贡献,神一定要在公共领域占一席位,即在文化、社会、经济尤其在政治方面。教会的社会训导可以说生来就是为维护基督宗教的这个合法角色。[135] 如果否认人有公开宣认宗教的权利,或否认他可以用信仰真理陶冶社会生活,那么,为真正的人类发展便会带来负面的效果。把宗教排挤于社会生活之外,其实和宗教基要主义一样,会阻碍人们凝聚共谋人类的进步。这样,公共生活也就缺乏动机,政治也会显得压迫及凶暴。人权不受到尊重,是因为它们超现世的基础被拒绝,或因人的自由遭到否定。在俗世主义或基要主义里,理性与宗教信仰之间不可能有实际的对话或有效的合作。理性常需要由信仰得到净化,为从事政治者亦然,他们不应以为理性全能。反过来说,宗教也常需要由理性净化,才能显出它符合人性的面貌。若破坏这双方的对话,人类的发展便要付出严重的代价。



57. 信仰及理性之间的对话,固然有助实践社会爱德,同时也鼓励信徒及非信徒之间作出兄弟般的合作,大家一致为正义及人类和平而努力。在梵二《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里,与会神长这样说过:“信徒与非信徒大概会同意,世上一切该以人为它的中心及颠峰”。[136] 信徒知道世界不是偶然产生,也不是必然存在,而是出于天主的计划。所以信徒有责任与所有不论有宗教或没有宗教的善意男女,共同团结起来,努力促使这世界实在符合天主的计划,在造物主的眷顾下,形成一个家庭。爱德的特别表示,及信徒与非信徒之间合作的首要准则,就是上下互补原则,[137] 它保证人不能放弃的自主。上下互补原则首要是透过中介组织的自主给人的帮助。这帮助是给予那自己不够能力的人或团体,其目的常是解放人,帮助他们发挥自主及参与,负起自己的责任。互补原则重视人的尊严,明认每个人都常能为别人作出贡献。互补原则明认相互性是人的内在本质,所以能有效地防范各种无助于人成长的福利主义。互补原则一方面顾及多色多样的计划,而各人也有许多差异,另一方面,它也顾全各方的协调。这原则特别适合用来引导全球化,使它向着一个真正的人性发展迈进。为避免形成一个危险的、独裁的超级权力,全球化的操作该依据互补原则,区分不同层次、不同平面,但彼此合作。全球化当然需要权力,因为它提出一个达到全球公益的问题,但这权力该按互补原则及多主化组成,[138] 为的是不损害人的自主,也为能有效地运作。



58. 上下互补原则(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和团结互助原则(principle of solidarity)息息相关,因为若只有互补而没有互助,就会造成社会上各自为政,若只有互助而忽略了互补,就会沦为福利主义,羞辱了有需要的人。这普遍的原则,在应付国际援助发展的一些议题上,也要非常重视。国际援助,不论捐助者的意向如何,有时会使一个民族长期依赖,甚至也会在被援助的国家内,促成地方权力专制及发生剥削的现象。物质援助如要达到援助的目的,不能有其它无关的目标。给予援助时,不但该有当地政府的参与,也该让当地经济工作者及公民社会成员参与,包括当地教会在内,他们都是文化的主体。援助计划该越来越有大家的参与,而且是由草根阶层开始。千真万确的是:被援助发展的国家所该优先善用的,及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力资源:人才是真正该增值的资源,这才能保证贫穷的国家有真正的自主。也要谨记:在经济的领域上,发展中的国家最需要的帮助,是促使他们的产品渐渐融入国际市场,使他们能全面参与国际的经济生活。在过去,援助往往只能为这些国家开辟边缘性的市场。这多次是由于这些产品并没有实在的需求,所以要帮助这些国家改善他们的产品,使之更配合需求。再者,人们往往害怕那些从贫穷国家输入的产品 ── 惯常是农产品 ── 会引起竞争。需知对这些国家来说,能推销这些产品与否,屡次关乎保证他们长期或短期的生死存亡。一个国际公义及平衡的农产品市场,可以给大众带来利益,包括供求双方。为此,不但需要按商业原则引导这些生产,也要制订国际商业规矩来支持它,并巩固投资发展,使这些经济系统更有生产力。



59. 促进发展的合作不应只限于经济方面,这合作也该成为一个文化及人与人交流的好机会。如果先进国家中从事援助发展的人不关心(有时会发生)自己及别人那些富有人性价值的文化特质,便不可能和穷国人民展开有深度的对话。另一方面,如果贫穷国家的人民漠不关心地、毫无辨别地接受任何外来文化,也就无法负起他们自己真正发展的责任。[139] 科技先进的社会不应以为科技先进就代表文化优越,但该反省在历史上哪些美德使他们兴盛起来,唯恐有时却把那些美德遗忘了。发展中的社会该坚守他们传统中的真正人性内涵,避免把全球化的科技文明毫不思量地加诸其上。在所有文化里,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共同伦理观,当然这是因为它们都来自天主所创造的同一人类本性,人类的伦理智慧称之为自然律。[140] 这普遍有效的自然伦理律,为文化、宗教、政治的对话而言,是个坚固的基础,这样文化虽多元而仍会一起寻求真、善及天主。接纳这铭刻在人心中的自然律,是社会里有建设性合作的前提。在各文化中不免也有瑕疵,需要净化。基督徒的信仰融入各文化,但也超越各文化,这样它能帮助各文化借普遍的分享和互助,共谋团体及全球的进步。



60. 在寻求解决目前经济危机时,对贫穷国家的发展所作的援助,该视作为大家产生财富的有效工具。试问除了支持那些还在经济发展初阶,或未甚发展的民族,还有什么援助计划可以期望得到这么可观的价值增长(在世界经济层面亦然)?从这角度看来,经济较先进的国家可尽量利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更高百分数,来支持民族发展,这样也能实践他们对国际团体早已许诺了的。其中一个办法可以是:检讨国内救济及社会互助的政策,遵照上下互补原则,建立一些更多方面参与的社会援助制度,让私人及公民社会也能积极参与。这样甚至可能一方面改善社会援助,同时又节省资源,避免浪费及滥用,而把所节省下来的用作国际互助。一个更容人参与、更有系统、减少官僚,但更有组织的社会福利,会使很多本在休眠状态的潜力发挥作用,也能裨益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



为支持民族发展,也可以有效地应用一个所谓税项互补制度,让人民决定把他们该缴交国家的部分税款用于某些善举。如能避免不适当的偏颇,这办法可以鼓励社会基层的互助组织,对民族发展的互助方面显然也有益。



61. 为在国际层面更广泛地促进团结互助,应该继续使教育更普及,就算在经济危机中也不该停止。其实为国际合作的成功,教育是必要条件。“教育”的含义不只包括上学或职业训练,这两者当然为民族发展是重要的,但教育也包括全人的培育。关于这点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为进行教育必须知道人是谁,他的本性是怎样的。如果对人性有一个相对主义的看法,那么教育就有严重问题了,尤其对伦理教育而言,因为一套大家接受的教育理念也就不再可能了。向这类相对主义让步,那么人人就会变得更穷,这也会削弱对有急需的民族作援助的功效:穷国不只需要经济及科技,也需要教育来帮助他们获得全人发展。



为帮我们明白这议题,我们可取个例子:国际旅游 [141] 这可以是经济发展及文化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也可沦成剥削人及道德堕落的机会。目前情况提供特好机遇,使人类发展的经济层面,即金钱的流动及在各地产生的颇有规模的企业,能和发展的文化层面,尤其是教育层面彼此配合。情况多次是这样,但国际旅游也多次为游客及旅游地点的人民造成反教育的情况。当地人民屡屡要面对不道德的,甚或邪恶的行为,如那些所谓“色情旅游”,许多人甚至青少年,因而成了牺牲品。使人痛心的是:这类事情竟得到当地政府的纵容,游客来源地的政府也默许,甚至涉及许多旅游从业员的同谋。就算有时未沦落至这地步,国际旅游多次也只求消费和享乐,作为一种逍遥游,而且安排得像旅客本国模式一样,这样并无助人与人之间及文化之间的交流。所以应该考虑别的旅游方式,使真能促进互相的认识,不损害休息和正当的娱乐:应推动这类的旅游,并透过国际合作及发展的企业的紧密关系,大力推行。



62. 在“人的全面发展”这课题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人口流动问题。这现象十分惊人,所牵涉的人规模庞大,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宗教问题十分复杂,对国家及国际团体提出重大的挑战。可以说,我们面对的是一项空前的社会大事,必须有坚强及有远景的国际政策,才能适当处理。这政策应由移民出离和移入的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开始,该有适当的国际法例来协调两面的不同制度,好能保障移民个人和家庭的诉求和权利,同时也关注移民所到达的地方的人。没有国家能独力解决这些“移民”问题。大家有目共睹,这些移民现象带来多少痛苦、不方便及期望。大家知道这问题很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外来劳工虽有适应的困难,但对收留他们的国家作出可观的贡献,以他们的工作促进当地经济,对他们的祖国也带来不少外汇。显然这些劳工不该被视为货品或纯粹劳动力量。不该把他们如同其它生产的元素一样处理。每位移民者是人,正因为他们是人所以有基本及不能放弃的权利,这些权利应在任何人前及在任何环境下获得尊重。[142]



63. 在考虑发展这问题时,不能不突显贫困和失业之间的直接关联。穷人往往是人类的工作尊严被侵犯所致的结果。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受到限制(失业或就业不足),又或因为“他们由工作而来的权利,尤其是合理工资的权利,和工人及其家庭生活安定的权利受到忽视”。[143] 因此,2000年5月1日,我可敬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工人禧年的庆典上,为组成“一个支持工作尊严的全球联盟”而发出呼吁,[144] 以支持国际劳工组织的政策。这样,他给这目标作了一个强而有力的精神肯定,这目标正是世界各国所有家庭的期望。“尊严”一词套用在工作上指的是什么?这是说:这工作在任何社会上都应能显出男女众人的基本尊严:一份自由选择的工作,一份把工人 ── 不论男女 ── 与他们小区发展有效地联系起来的工作;一份使工人受尊重和不受任何歧视的工作;一份能满足家庭的需要,让子女上学,而无须迫使儿童从事劳动的工作;一份允许工人自由结社,使他们能表达自己意见的工作;一份让人有足够的空间在个人、家庭和灵性上找回自己的根的工作;一份保证工人在退休时,能维持生活尊严的工作。



64. 教会一直鼓励和支持工会组织,在反省工作这议题时,教会提出工会有迫切需要,向工作环境上出现的新视野开放,这是合宜不过的。跨越了不同行业的工会的局限,工会组织应该关注一些我们社会上的新问题:例如那一连串被社会科学研究者描述为工人与消费者之间冲突的矛盾问题。我们不一定要从一个以工人为中心,转移到消费者为中心的论点,但是这似乎也正是工会探索新经验的范围。全球化的工作环境,要求那些往往只限于捍卫自己会员的国家工会,应把注意力也转向其它非会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因为他们的结社权利往往受到侵犯。工会在保护这些工人时(有时也可以透过向自己的国家作适当的行动),更清楚意识到:是哪些道德和文化因素,使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和工作环境下为民族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教会的传统的教导,是要把工会和政治的角色及功能区分起来。这一传统依然有效。这区别使工会确定公民社会是最适合进行保护及促进劳工界的地方,特别是协助那些被剥削及没有工会代表的工人,他们悲惨的状况是社会屡屡轻易忽视的。



65. 金融经过被滥用而破坏了实体经济之后,在一个改善了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之下,必须重新成为一个致力生产财富和发展民族的工具。整个经济和金融,而不仅仅是某些部分,因为是项工具,必须依循道德,对人类的发展和各国人民的发展创造出适当的环境。推出以人道主义为主的金融计划,无疑是有用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能取代的。然而,这绝不应让人忘记一个事实,就是整个金融体系应该以支持真正的发展为目的。最重要的是,做好事的意愿,不应与生产财富的效能相抗衡。金融家必须重新认同他们活动实在的道德基础,以避免滥用细腻的手段,出卖储户的利益。正直的意向,透明度,并寻求正面的结果是相互兼容,并不应被拆散分离的。如果爱是明智的,它懂得找到有先见及合理的工作方式,就如很多信用合作上的经验,很切实地证实过的。



无论是一种金融界的调节,为能保障弱势及防止投机丑闻,或者是尝试那些促进发展的新金融形式,都属于应进一步探讨和鼓励的积极经验,当然也该同时提醒投资者要负责任。微型融资经验,其根源于人文主义者的思考与活动 ── 我特别想到初期当铺的诞生 ── 应该受到加强和注意,这尤其目前财政问题对社会脆弱的阶层可以变得很严重,因此是必需加以保护,以避免高利贷以及绝望的风险。最弱小的应当受到教育,学习保护自己防止高利贷,穷人亦要学到从小额信贷真正地获得利益,使剥削在这两个领域里不能猖獗。由于在富裕国家也会遇到新形式的贫穷,微型融资可以给予实际的援助,以发起新的活动,并开辟新的领域,造福社会弱势族群,纵然社会可能正经历经济衰退。



66. 全球性的关联,导致出一个新的政治权力,即消费者和他们的组织。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现象,因为它包含着值得鼓励的积极因素,以及要避免的极端。应知道:购买常是一个伦理行为,而不仅是经济行为。因此,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外,也有具体的消费者社会责任。消费者应不断受到教育:在他们每日扮演消费者的角色时,既可以遵守道德原则;也不需牺牲采购行为的经济逻辑。[145] 连在采购行业方面,正当大家体会到购买力可能减弱,及人民生活必须更加节省的时刻,有必要探索其它途径:例如,合作采购的形式,如消费合作社自十九世纪已在运作,部分是通过天主教徒的推动。此外,还可以促进新的方法,去销售来自世界贫困地区的产品,以保证生产者合理的回馈。当然,条件是:市场必须透明,且生产者不只获得更大的利润,也该得到更多的教育、专业技能和技术,最后,这些为发展而作的贸易尝试不该与个别意识形态的看法挂钩。希望消费者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只要他们本身并没有被那些不具代表性的组织所操纵,这样的角色能促进经济民主。



67. 面对全球相互依存关系不能抗拒地增长,同时眼前有着一个也是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大家都强烈地感觉到需要改革联合国组织,以及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好使国际家庭概念能重拾它的实质。我们还迫切地觉得需要找出创意的方式来实施负责保护贫穷国家的原则,[146] 并让这些国家真正参与共同的决策。看起来,正需要这一切改革,为达成一项政治、法律和经济的秩序,来增加和引导国际合作,以促进所有民族团结一起的发展。为管理全球经济;为振兴受危机打击的经济,以免它继续恶化,并导致更严重的失衡;为及时实现全面的裁军,保障粮食与和平;为保证环保和移民管理:迫切需要有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的政治权威,我的前任真福若望二十三世已给它划出了一个轮廓。这样的权力机构需要由法律规范,遵守一贯的上下互补和团结互助原则,以求建立公益,[147] 并致力促成以真理中的爱德所主导的全人发展。此外,这样的机构应得到普世的承认,并能实际生效,以确保每个人的安全,谨守正义,并尊重人权。[148] 很显然,这机构应有足够的权力,以确保各方遵守它作出的决定,以及在各国际场合共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若没有了这些,国际法尽管在各个领域有着长足的进步,仍可能会取决于各强国之间彼此的平衡。各国人民的整体发展和国际合作,要求建立一个更高层次的国际组织,按上下互补原则引导全球化的进程,[149] 也要求终于成立一个社会秩序,既符合道德秩序,也兼顾道德和社会领域之间的互联性,及政治、经济和民间的合作,这本来就是联合国宪章的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