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路上 12、回祖家
    〖近乡情怯〗

    (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四,荷兰)

    与范妈妈和科克一同守参加圣诞节弥撒后,芭芭拉便用车子送我出科比尼的火车站,乘火车回到我的祖国。

    返回荷兰看家人朋友叫我心里充满着忧虑和某种恐惧。和我一起共享童年的人大多已经离开教会,他们已不接触任何与灵性上沾上边的事情。跟属灵的人谈属灵的事非常容易,但是有些人听到“属灵字句”便联想起痛苦的回忆;向他们谈及天主,谈及天主如何活在我们心内、家庭中和日常生活里,差不多是没有可能的事。

    而今我正在祖国范围走动,此处的言语是我认识的语文中最熟悉的,但又是否有合宜的字句去表达我真正想说的话呢?自罗仙达(Rosendaal)出发,途经布列达(breda)、艾德霍维(Eindhoven),在道赫尔姆德(Helmond),我都念着玫瑰经。诵念圣母经令我意识到,我必须非常安静、非常单纯,或许还要非常沉默。

    〖意想不到的访客〗

    (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回家的第一天很美好亦很惊讶。好,是因为八十二岁的老父热烈地欢迎我,他健康不错,精神也好,对国内外时事都十分关心,还很乐意发表意见。虽然他刚售出数量庞大的司法藏书,但在惯常的阅读椅子周围堆满了新的书籍,文艺的、历史的、艺术的,林林总总。他不断地说:“你可曾读过这本……那本……或是这一本……很有趣的。”回家来真好,这所房子丰富地洋溢着一段颇长而且有意义的生活回忆。

    今天也是充满诧异的一天,艾德霍尔市长来电说要见我一面。艾德霍尔是菲利浦公司总部所在,数小时后他便来到。为什么艾德霍尔市长要如此急于见我,真是摸不着头脑。我从来未听过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可曾听过我的名字。不过,他读过我一本书,并打电话给家父,问我什么时候会回家。

    市长鲍里原来是位老好人,既热情又十分和善,他只是想和我谈谈“天主的事”。那是一次亲切坦诚的对话,我们谈到荷兰的教会、熙笃会修士的生活、祈祷,以及我们不断对天主的追寻。正值谈论之际,鲍里的太太来电说他的母亲刚中风,危在旦夕。她已年届九旬,但一直都十分健康机灵。骤然间,我们的关系深化了。在这惊诧忧伤的时刻,我们成为朋友。我们一起祈祷,并在鲍里生命中这重要的时刻作出反省。他坚定地答应保持联络,然后才离去。

    我深受感动,因为我什么也没有做或是计划过,便与一位正在寻找天主的人接触,并且受召陪他一同经历忧患,我感到有点好像天主要欢迎我回到家乡,说:“别太紧张要找到正确的语言或正确的语气,只须信我的圣神会透过你说话,甚至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也如此。”

    〖精明但分神〗

    (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荷兰最奇异的地方是其繁荣现象。不像法国、英国或是美国那样,这里差不多没有穷人,不论去到哪里,人人都看来无忧吃喝、衣履光鲜、安居大宅。尤其是这个圣诞节,人人看来都能想买什么便买什么、想吃什么便吃什么、想去哪里便去哪里。无数荷兰人去瑞士和奥地利滑雪,其余的居民留在家里大吃大喝,看电视,一小撮人去参加安排妥当,小心配合的教会敬拜活动。这个国家人人感到非常自足,不论心内或身外都没有什么空隙可供人与天主独对。

    很难解释为什么荷兰在一代之内,从非常敬虔的国家沦为十分世俗化的国家,一定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但到周围观看过,与人会面倾谈后,我看出其中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叫人神魂颠倒的繁华。人们实在十分忙碌——忙于吃喝,忙于到处去。

    知名的荷兰喜剧演员范弗里特(PaulvanVliet)在圣诞节演出的其中一个主题是:“我们十分精明,却极之分神。”实际上,我们知道、也明白最需要的是什么,却因为忙于消遣自娱,而总是没有照顾到所需。有那么多可供娱乐的!没有实在的时间去成长、去做需要做的事:“爱天主和彼此相爱。”

    荷兰人变得异常分神——非常善良、仁慈、脾气又好,却堕入事事都过于沉溺的网罗。

    〖请求差遣〗

    (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一)

    今早十时,我与乌得勒支市(Utrecht)的枢机主教西蒙尼见面,他是我所属教区的主教。我向他阐明黎明之家的呼召,并征询他是否愿意差遣我去。

    我感到不但要被呼召,也要被差遣,这对我越来越重要。被呼召到加拿大去工作和生活似乎是件好事,但是倘若得不到教会的传教部支持,我想不会有太大效果。

    当一个人了解到生活的地方和所做的工作并不单单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属于传教团的一部分时,一切对他都显得不同了。遇到困难时,知道自己是被差遣的,便有力量而不掉头逃走,反而忠心持守下去。当工作原来是那么叫人劳累,设备又那么简陋,人际关系又是那么叫人气馁时,我可以说:“这一切困难都不足以叫我离开,反而可以让我的心得以净炼。”

    西蒙尼枢机主教问,我是否感到这次蒙召是祈祷得来的回应,我可以老老实实的说:“是的”。我常常祈祷说:“主啊,请指示我应走的路,我便追随祢。”范尼云邀请我参观方舟团体,以及从这个邀请衍生粗黎明之家的呼召,都是祈祷的清晰回应。然而,正因为我是被任命事奉主教的会士,教会的肯定是极其重要的,感到被召并不足够,最必要的是被差遣。

    与主教商量至尾声时,他说:“我最初的反应是觉得你应该去,但再给我几天时间。星期六中午给我电话,这样我便可以有机会先细读黎明之家给你的信,从而再考虑一下。”

    那是一段很好的会谈,若与我和范尼云、斐理伯神父和安德肋神父的谈话相比较,这一次显得长远和务实——经济责任、退休金、保险费等问题很早便冒出来——不过,我并不是在法国,而是在荷兰,也不是征求属灵指引或情感上的鼓励,而是一个新的指令。西蒙尼枢机主教是我的主教,对我来说,他代表了教会的权威,如果他肯定我的呼召,希望他并不只是许可我去,而是真真实实的差遣我到新的事奉去。

    〖孤独的除夕〗

    (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二)

    不知怎的,今天显得很难熬过。今天一早,我在乌得勒支市到处走,想找一所可以祈祷的教堂。但是所到的两家教堂都关着门,到教区长那儿去按门铃也没有人应。我一面在街上走,一面念经之际,感到自己有如一个在自己人中的陌生客。

    后来我乘火车到阿姆斯特丹探朋友,然后下鹿特丹去与我兄弟一家一同庆祝大除夕。晚上七时,我在附近的教区教堂主持弥撒,我那六岁大的小侄女愿意跟我同往,其余的人都宁愿留在家里。除了教堂辅祭、小撒拉和我之外,整座宏伟的教堂便被无他人了。我感到孤独,特别是因为我不能与最亲密的人一起分享天主的恩赐,我最深的思想和感受对他们已是全然陌生。

    随后的节日既愉快也友好,以佳肴、轻松的交谈,和香槟去迎接新年,没有以往的祈祷和读经。我不明白怎样在一代之间,一个如许虔敬的家庭可以如此全然失去了与天主的教会的一切联系,我很难全然投入去庆祝,因为并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虽然和最亲爱的人这样接近,我却感到孤单。

    〖三代〗

    (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星期三)

    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每逢一年伊始,元旦日例必在艾德霍维左近的利修(Lieshout)为范坎佩一家主持弥撒。自记忆以来,范坎佩家与家父母是世交。一九七八年十月,先母逝世之月,范坎佩当年六十八岁,也患了严重中风,自此便一直瘫痪。他曾是位成功的银行总裁和实业家,如今伤残,完全依靠太太和护士们的照顾。一月一日是他的生日,太太便邀六名子女和家人到家里来,一起参与家庭弥撒和用膳。

    对我来说,这是每年一度的面对荷兰天主教的悲剧。范坎佩和太太柏姬,两位都是非常笃信的教友,他们的生活以耶稣圣体为中心。柏姬夜以继日地完全致力于照顾瘫痪的丈夫,仍然不断地在自己生命中见证耶稣的存在,从而获得希望和力量。可是,对他们子女来说,“天主”、“教会”等名词已变得含糊不清,还常常引起非常严重的挑剔、有时甚至是敌对的意见。最大的两个儿子仍经常上教堂,他们觉得在基督里的生命只重要的,但又常常怀疑参加的敬拜是否真能供养属灵生命。其余较年轻的儿女则已变得疏离,教会于他们已变得不切实际,圣经不再用得着,圣祭已成陌生,祈祷不存在,一个比目前更美的世界的想法,只是个乌托邦式的冀望。

    对宗教仪式最感不安的,看来要算是那群第三代的儿孙辈了。其中六人还未领洗,见到我披着白麻布长袍和祭带,就好像看着一名不太能娱人的表演者一样。

    如此领祷和弥撒也是相当奇特的经历,围绕我的大家庭有一双非常认真的基督徒父母,他们的儿女觉得教会已越来越没有亲切感,孙辈们对天主的爱这故事觉得陌生。

    这一群男女都是好人,既关心人,也负责任。他们的友谊对我十分重要,也给我很多乐趣。然而,我仍感到一份真实的难过,那份信心曾经给予他们双亲那么大的生命力,但现在已经不再能够模造所有儿孙们的生命。

    应该怪谁呢?我常常想到,倘若我在过去数十年中,也卷进了荷兰教会巨变的混乱中的话,今天的我又将如何?怪谁也没有用,重要的是要寻出人民心中了无忿怒的那一部分,那才是人们能听到和接受天主的爱那一部分。

    读毕福音书经文后,我谈到天主“起初的爱”,这爱能令我们彼此宽恕,原谅大家没有向对方付出所有冀望得到的爱。我感到那些正在为了人际关系挣扎的(又有谁无此挣扎呢?)都在静心得听,而且感到其中的关连。他们都同意我描述的苦痛,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下决心,向那位能治好这苦痛的天主说:“我愿意”。我怀疑那群年届三十至五十之间的人,那群不再以教会为力量之源的人,会否有一天准许耶稣治好他们的伤口。不过,或许有一天,他们的儿女会一再问这条古老的问题:“耶稣就是默西亚么?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寻找意义〗

    (一月二日,星期四)

    与荷兰好友和他的家人消磨了差不多整个下午。我们相遇于六十年代初,当时大家都在荷兰军队中做临床心理学家,如今他在乌得勒支大学教授医疗心理学,并且在精神健康论题和是知名的权威。我们一直都保持联络,虽然每年只见一次,但这些年间我们的友谊也深厚了。

    不久,我们的讨论变得相当个人的,谈到大家处于生命这一阶段所经历到的存在孤单感,这孤单感并非源于缺少朋友,或是来自配偶和孩子的烦恼,又或是专业上缺乏认可。在那些方面,我们都没有什么大的牢骚,然而……那个问题“我在干什么?为何而作?”潜藏于我们对朋友、家人、工作的诸多好感之下。友人威姆(Wim)曾提过“反现实”(de-realization)的经历,那是“心理学解释范畴以外的”。我们都已过五十,却发觉有时会用一个奇怪的内心问题去看世界:“我在这里干什么?这真的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人、我们的存在方式吗?人人都忙着,为什么?”

    这问题出自深处,比情绪、感觉,或激情更深。这是关乎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并不单是发自思想,也是出自一个寻索的心灵,这问题使我们在自己的环境中感到陌生。人们采取了一种类似机械人的品质,他们做很多事,却似乎没有内在生命,好像有外界力量替他们“上了发条”,强制他们做那些事。这个“反现实”经历是十分痛苦的,但也可成为更深的联系之途径。

    威姆与我谈论这个更深的联系,如果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归属感,生命将全然变得冰冷疏离,而且是讨厌的千篇一律,了无新意;这个更深的联系就是连于那位名叫爱的,他也导致一个新的发现,就是我们从爱而生,而且永远受召回到那爱里去。这联系也引至一个新的顿悟,就是天主是生命的主,不管死亡何时何地威胁我们,祂不断供应生命。这最终导致祈祷,我们身为人,不论是小孩、兄弟姐妹、父母、或祖父母的身份,都带来一个新的经验:就是身处于一位爱我们的天主的掌心上。

    〖听到却不接受的话〗

    (一月四日,星期六)

    今天,家父庆祝八十三岁寿辰。他邀来全体儿女,以及他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配偶,同庆生辰。我们从全国各地来到,一共有二十一人。下午十二时三十分,大家一起全去了村上的教堂,参加弥撒。

    我在祭台前放了椅子,好让大家都能围着祭台坐。虽然家人大多数都仍是“上教堂的天主教徒”,我仍觉得彼此有些距离。我谈到耶稣,他到祂在生命漫长的路途上伴我们同行,并且向我们阐释,我们的挣扎与痛苦可以成为突破消沉沮丧和苦涩的途径,从而发掘出一个深入的医治本源。我所说的他们都听到了,但他们没有接受。弥撒后,所得的惟一评论只是脚有多冷、回家的路会有多滑。一位叔伯说:“显然你对自己所说的十分信服,我却不是那样想的”。

    我曾期望讲一篇充满希望、予人生命的道,但是不知怎的,我没有找到适当的话。吃饭前,我的兄弟举杯祝寿时,说了一番十分滑稽而又人人都有同感的话,他以一本占星术的书来描述父亲的性格。人们热切地领受那番话,还热烈鼓掌,他比我更认识听众。

    整天都强烈地感到在自己家中已成陌生客。我和宴会里大多数人没见十年有多了,今日重逢叫我感到他们和我都已经历过很多事,因此我凄然悟到,我已不再了解大家脚下的土地了。

    这期间,家父相当健壮快乐,而且精神饱满。对他来说,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保持青春,但在我则是如何随年岁的增长,我所关心的是如何准备好去朝见我主,但找不着知音人。

    在这一切当中,我挂了个电话给西蒙尼枢机主教,询问他对于我去黎明之家的最后批示。他说:“去吧。”他已和同工们商量过,结论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是他又说:“做三年时间,到时候你或许会有兴趣重返故土,看来留条后路也是好的”。

    得到枢机主教为我的前程祝福,内心十分高兴,我兴奋地告诉家父和其余的家人,但是他们的心思不在此。对于我,这是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在于他们,只是互通消息之中一项而已;可能还只属于微不足道的小消息,但对我来说却是好消息。